《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是東京審判完整文獻首次在中國面世。整套書80卷、5萬頁、一千萬字，再現(xiàn)了那場耗時兩年多的世紀審判。

65年前的11月12日，東京審判結(jié)束，長達1231頁的判決書用了9天才宣讀完——這只是對28名日本甲級戰(zhàn)犯的宣判，他們當中的七個被判處絞刑。

在東京審判中，最轟動的一幕出現(xiàn)在1946年8月16日，因為一個特殊證人的出場，這一天被稱作“劃時代的日子”。這個人，就是中國末代皇帝、日本扶持的傀儡偽滿洲國“皇帝”溥儀。

皇帝、廢帝、寓公、傀儡、俘虜、囚犯、普通公民……溥儀的一生扮演過太多的角色，站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證人席上時，他又有了一個新的身份——證人。

作為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的直接見證人，溥儀連續(xù)出庭八天，創(chuàng)造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兩年庭審單人作證的紀錄。

他為法庭提供了日本發(fā)動“九一八事變”、扶植偽滿洲國最有力的證人證言，情緒激動時甚至拍案控訴，卻也同時惴惴于自己當年不光彩的角色，隱瞞了部分事實，開脫著自己的罪責。

八天的證人經(jīng)歷，濃縮了這位末代皇帝多面人生中的復雜糾葛。

關鍵證人

1946年5月，初夏，東京市澀谷區(qū)杜鵑正盛。紅白掩映之中，滿眼都是破敗景象。戰(zhàn)后的東京，七成以上的建筑被炸毀燒光，遍地焦土。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所在的大樓，是斷壁殘垣中完整保留下來的為數(shù)不多的建筑之一。

選擇這棟建筑作為對日本戰(zhàn)犯的審判地有著象征意義。這棟大樓在戰(zhàn)前一度是著名的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搖籃;在戰(zhàn)時是軍部和參謀本部合組的大本營所在地。

日本侵略戰(zhàn)爭發(fā)號施令的中心，這時成了戰(zhàn)犯們接受審判的法庭。

東京審判從1946年5月3日開始。

東京審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系對抗式訴訟的審判方式，法官必須保持中立，控辯雙方的交鋒是庭審的重頭戲。而且，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還遵循了英美法系和現(xiàn)代法制的兩個基本原則：無罪推定和證據(jù)規(guī)則。因而從理論上說，在最終宣判之前，被告席上的甲級戰(zhàn)犯們是不能被認為有罪的，而如果他們在控辯雙方的交鋒中占據(jù)了優(yōu)勢，甚至有被判無罪的可能。

這一點讓參與審判的中國法官、檢察官都很不適應。

中國檢察官倪征燠回憶參加東京審判時曾經(jīng)寫道：“在審判的第一階段，都是涉及中國受侵略的問題，但中國方面沒有估計到戰(zhàn)犯審判會如此復雜，而滿以為是戰(zhàn)勝者懲罰戰(zhàn)敗者，審判不過是個形式而已，哪里還需要什么犯罪證據(jù)，更沒想到證據(jù)法的運用如此嚴格?！?/p>

在庭審的最初階段，走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證人席的中國證人也無所適從。國民政府軍政部次長秦德純到庭作證時，說日本“到處殺人放火，無所不為”，被斥為空無實據(jù)，幾乎被轟下證人臺。事后，秦德純氣憤地說：“這哪里是我們審判戰(zhàn)犯，還不如說是戰(zhàn)犯審判我們。”

而那些受審的甲級戰(zhàn)犯們，卻在充分利用著法庭給自己提供的“權利”。“九一八”事變主謀之一的土肥原賢二，自上庭之后就一言不發(fā)，連法官的提問也不予回答，十足是英美電影經(jīng)典臺詞“你有權保持沉默”的現(xiàn)實版。

同樣是“九一八事變”主謀、被稱為“關東軍之膽”的板垣征四郎，公然宣稱自己無罪，甚至叫囂“要與檢察方大戰(zhàn)三百回合”。

直到8月16日，一個中國證人被帶入法庭，板垣一下變了臉色。

大約在午前11時25分左右，法庭執(zhí)行官引導著一位瘦高的中國中年男子步入法庭，緩緩地走向證人臺，他身穿一套深青色的西裝，白襯衫，黑領帶，戴著一副圓眼鏡，一縷頭發(fā)垂在前額上。與別的證人不同的是，其他人都只有一名憲兵護送，他身后卻站著兩名法庭憲兵和一位蘇聯(lián)軍官。

“我生在北京，名字叫溥儀，本來是滿洲姓，愛新覺羅·溥儀?！痹谧C人席上坐定，這位中國男子用標準的北京口音做了自我介紹。

中國的末代皇帝、偽滿洲國“皇帝”溥儀，就這樣出現(xiàn)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證人席上。日本最負盛名的報紙《朝日新聞》這樣形容這一天之于東京審判的意義——“一個劃時代的日子”。

溥儀將在8月16日出庭的消息其實早已傳揚出去。這一天法庭的“上座率”遠遠高于往常。曾經(jīng)定價幾百日元的旁聽券被炒出了數(shù)倍的高價，前排的貴賓席平時稀疏冷落，現(xiàn)在卻滿滿當當。

曾經(jīng)隨侍溥儀15年的“侍衛(wèi)長”工藤忠百般活動，都沒能在旁聽席上搶到一把椅子，最后他終于搞到一個“某報社的臨時記者的身份證”，卻發(fā)現(xiàn)自己只能被眾多的媒體記者擠在后面……

與那些抱著好奇心態(tài)爭睹中國末代皇帝真容的旁聽者不同，被告席上的諸多甲級戰(zhàn)犯，特別是與溥儀有著直接關系的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梅津美治郎等人，對溥儀的出現(xiàn)大感驚懼。曾經(jīng)被他們操縱在股掌之中的牽線木偶，現(xiàn)在是他們被控罪行的最直接證人。他說的每一句話，都有可能將他們送上斷頭臺。

在溥儀的敘述中，這幾個人的名字不斷出現(xiàn)著。美籍檢察長季楠指了一下被告席，向溥儀問道：“你所說的那個板垣上校，就是坐在被告席上的那個板垣嗎？”

溥儀迅速瞥了一眼應聲說：“是。”

有媒體這樣記述板垣的反應：“在法庭聆聽之板垣，聞提渠之名，驟現(xiàn)不安之狀。不斷以其顫抖之手指，觸弄渠之耳機下之電線，當溥儀謂渠運用威脅時，渠之面部因憎懼而變其形象，嘴之兩角，向下表示鄙夷之神情，渠一度瞥視在場之聽眾后，立即偽作未見，若無其事然?！?/p>

證人席上的溥儀，其實內(nèi)心也不平靜。直到乘飛機從蘇聯(lián)到日本的途中，他還在惴惴不安地揣測，自己不是去作證，而是被送回中國受審。

驚弓之鳥

偽滿洲國覆滅后，溥儀帶著親屬“大臣”從“新京”(長春)的皇宮中倉皇出逃。1945年8月19日，一行人降落沈陽準備換機時，荷槍實彈的蘇聯(lián)士兵忽然出現(xiàn)，溥儀被俘。

做了蘇軍俘虜?shù)匿邇x，反倒放下了一路逃亡的驚恐不安，因為“自認對蘇聯(lián)沒有過什么怨仇”，他覺得“沒被中國人捉而落在蘇聯(lián)人手里，實在是萬幸”。在東北做了十多年的偽滿洲國“皇帝”，溥儀自知罪責難逃，回國受審的可能，一直刺激著溥儀的神經(jīng)。

蘇聯(lián)方面對溥儀還算優(yōu)待。在關押地赤塔的莫洛科夫卡療養(yǎng)所，偽滿的“皇親”和“大臣”享受了和蘇聯(lián)軍官相同的待遇。溥儀擁有自己的單間，吃穿用度上有什么要求，蘇方都是盡量滿足。只要身邊跟個人，溥儀還可以在附近地區(qū)散步。

見蘇聯(lián)人似乎沒有把自己押回中國接受審判的意思，溥儀對這里的生活表現(xiàn)得十分滿意。一個月后，他給蘇聯(lián)最高統(tǒng)帥斯大林寫了一封信，要求“永遠居留在蘇聯(lián)”。私底下，他打著自己的小算盤，偷偷和弟弟溥杰商量，一有機會，帶上從皇宮偷運出的珍寶，逃到英美等國去做寓公。

斯大林的回信遲遲不來，溥儀最怕見到的中國人卻出現(xiàn)了。

溥杰回憶，俘虜們被改送到紅河子地區(qū)關押后，有一天，幾個擔當炊事和勤雜工作的中國人從外面干活回來，告訴他們，“國民政府派來的一些人住在附近的別墅里?！睋?jù)說為首的是一個中將，他們“為接收你們而來?！?/p>

溥儀嚇得魂不附體，趕緊派人與這些人搭話，但蘇聯(lián)人很快發(fā)現(xiàn)了雙方的聯(lián)絡意圖，調(diào)走了這幾個仆役。

根據(jù)事后傳聞，因為“交涉不得要領”，蘇聯(lián)人對那個中將的請求未做答復。

遷往伯力收容所后，又出現(xiàn)了一件讓溥儀惶恐的事。蘇方下令，所有在押的俘虜都要接受訊問，并寫下揭發(fā)日本侵略罪行的書面材料。

作為綁在日本戰(zhàn)車上的偽滿洲國“皇帝”，日本的每項罪行，自己都脫不了干系。溥儀趕緊趁著蘇聯(lián)人不在，把所有的親戚和隨從召集起來，叮囑他們要將所有行為都說成被日本人“綁架”;蘇方傳訊之時，要表現(xiàn)凜然的態(tài)度;不可顯露心虛;不許指證別人;不許亂提話頭……為了封住身邊人的嘴，一向吝惜手中香煙的溥儀還給每個人發(fā)了一盒“三炮臺”。

不料，蘇聯(lián)人對其他人都沒什么興趣，簡單地問了幾句就讓他們回去了，只有溥儀本人，受到伯力內(nèi)務局的幾次傳訊。

8月，謎底終于揭開，蘇聯(lián)當局通知，讓溥儀到東京軍事法庭作證。8月2日，溥儀登機離開蘇聯(lián)。

溥儀后來回憶，登上飛機后，自己“又犯了狐疑癥”。飛到半途，他從舷窗向外看去，只見山峰連著山峰，好像是大興安嶺的模樣，他不懂俄語，但是卻隱約聽見身邊蘇聯(lián)軍官的交談中，夾雜著“哈爾濱”的發(fā)音。這個中國地名也讓溥儀心亂如麻：“難道這是往中國而不是日本飛？也許蘇聯(lián)當局要把我送交蔣介石，怕我害怕，才故意說讓我去東京作證？”

直到飛機在海參崴附近的一個機場降落，溥儀才略感放心。

幾天的休養(yǎng)后，溥儀飛抵東京。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檢察官助手裘劭恒在開庭前看望了這位重要證人，他后來回憶，“溥儀頭一次看見我，見我是中國人，怕得要命，以為中國人要把他當漢奸審判。我告訴他說，來東京讓你來作證，是去證明日本人是怎么利用你做傀儡侵略中國的。他開始還半信半疑，后來我去監(jiān)獄次數(shù)多了，連陪在身邊的法警也不怎么聽我們談話了，他才逐漸放松起來，終于接受了法庭的要求?！?/p>

出關前后

根據(jù)法庭規(guī)定，證人出庭后的第一階段是直訊部分，由提證一方對證人的身份、所見所聞進行問答。

根據(jù)《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記載，溥儀給自己設計了這樣的開場白：“我繼位之后的第三年，1911年，國內(nèi)發(fā)生了革命，一個偉大的人物孫中山先生領導國民黨，推翻了腐敗的清政府，這是一次非常進步的運動……”

一個被推翻了的前朝皇帝，稱孫中山是“偉大的人物”，用“腐敗”一詞形容自家王朝，說中國革命是“非常進步的運動”，這一切都成為當年報紙上的奇聞。

不過，這樣的自我剖白對審判并沒有價值，法庭的評價僅有一句“離題太遠”。負責詢問的檢察長季楠立刻拋出了關鍵的問題，“你退位后為什么要離開天津去滿洲？”

溥儀是如何出關的，直接關系到偽滿洲國是如何成立的。

在溥儀的口中，這是脅迫和綁架下的行為：“(‘九一八’事變后)當時在天津相繼發(fā)生了種種奇怪和危險的事情。有一天，有人借中國人的名義，送來一筐水果。打開一看，原來里面裝的是炸彈。不久，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官香椎浩平將軍來了，他說在天津住很危險，勸我到旅順去。實際是強制前往，我不得已才去的。”

長春市溥儀研究會副會長王慶祥說，溥儀離開天津是日本長期策劃與準備的結(jié)果，為了在侵占東北后將溥儀誘騙到東北，各方面勢力軟硬兼施。

根據(jù)“皇姑屯事件”的策劃者河本大作后來的供詞，1929年秋，日本軍部便決定在“滿洲問題”上啟用溥儀。東北是清王室的發(fā)祥地，當?shù)氐呐f王公貴族對溥儀抱有忠誠，便于控制。軍部認為，由于幼年退位，沒有強大的后臺和根基，溥儀是一個易于駕馭的對象。

1931年9月22日，沈陽的槍炮聲剛剛平息，板垣征四郎在沈陽參加了關東軍的秘密會議，會上炮制出所謂的“滿蒙問題解決方案”，提出要以溥儀作為“國家元首”建立“新政權”，“領土”包括東北及蒙古，“國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國掌握。9月30日，板垣還專程派人前往天津與溥儀接觸，因為種種原因，未能成功。

這時，說得一口流利中文的土肥原賢二出現(xiàn)在溥儀面前。

土肥原賢二是個長期在中國從事間諜活動的陰謀家，他在各路軍閥中游走多年，致力于分裂中國的勾當，日本投降后，他作為28名甲級戰(zhàn)犯之一，被東京法庭批捕。

1931年3月，日本在天津設立特務機關，土肥原任機關長，那時就與溥儀多有接觸?！熬乓话耸伦儭碑斕欤练试徽倩仉`屬于關東軍司令部的奉天特務機關，成為事變核心指揮之一。10月25日，土肥原又到了天津。

對偽滿洲國的建立，溥儀其實不像他說的那樣完全被迫。在他看來，那是一個復辟清王朝的機會。在和土肥原的會面中，溥儀最關心的是“滿洲國”的“國體”，當時，土肥原賢二信誓旦旦地表示，“當然是帝國，這是沒有問題的?！?/p>

但在溥儀的智囊中，一直存在兩方意見，包括他的生父載灃、老師陳寶琛在內(nèi)的一些人始終對日本人心存懷疑，不贊成他貿(mào)然前往東北。溥儀開始有幾分猶豫，這時，一些帶有威脅意味的“禮物”出現(xiàn)了，也就是溥儀在法庭上所說的“水果炸彈”。

駐在靜園附近的日本兵拿走了炸彈，第二天便鑒定它們是張學良的兵工廠生產(chǎn)的。數(shù)封措辭強硬的恐嚇信也被送到了溥儀的桌面上，上面的基本意思都是“如果不離開，便會有生命危險”。驚嚇之中，溥儀決定，立刻動身去東北。

其實，第二天的《北平晨報》上便有人披露，炸彈是土肥原賢二安排的。

溥儀告訴法庭，1931年冬，他和板垣征四郎第一次見面。板垣對他說：“東三省的張學良舊政權壓迫人民推行劣政，所以發(fā)生了種種事件，嚴重影響了日本的既得利益，為了驅(qū)逐他們，謀福于民，希望能在滿洲成立新的政權?！卑逶堜邇x當這個“新國家”的元首。

季楠問：“你答應了嗎？”

溥儀說：“我拒絕了，因為板垣希望新政權要用日本人做官?！?/p>

溥儀當時確實拒絕了板垣，卻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根據(jù)溥儀的自傳《我的前半生》中《會見板垣》一節(jié)，板垣告誡溥儀，“這不是大清帝國的復辟，這是一個新國家，由五個主要民族組成，即滿族、漢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鮮族。”溥儀發(fā)現(xiàn)自己坐的不是大清的龍廷，便表示了反對意見。

但是沒過多久，他就屈服了。

溥儀是這樣解釋自己的轉(zhuǎn)變的，“我是真心想拒絕的。然而，一則有板垣用武力威脅，二則有我的顧問們以生命危險為理由勸我答應，三則因我已處在旅順也就被日本握在手中了，還有什么話可說！一旦拒絕日本勢必殺我滅口。實在因為不得已，我屈服了?！?/p>

“次長正在辦！”

19日，溥儀第二次上庭剛剛到場，季楠檢察長便提到了1932年的“李頓調(diào)查團”。溥儀就任偽滿洲國“執(zhí)政”后沒多久，國聯(lián)便派人前去東北調(diào)查“九一八事變”后形成的“滿洲問題”，當時，溥儀并沒有做出任何針對日本人的指控。

溥儀在法庭上承認，曾經(jīng)與李頓本人在長春見過一面，“我很想找個機會單獨與他談話，可事實上辦不到。我當然應該把滿洲的實際情況告訴他，但是在我的身邊和周圍，總有許多日本軍官和憲兵，借保護之名監(jiān)視我，我怕向他說了，日本人將殺害我。”

根據(jù)當時的記載，在這次會面中，溥儀宣稱：“我是由于滿洲民眾的推戴才來滿洲的”，“我的國家完全是自愿自主的。”

偽滿皇宮博物院研究員沈燕告訴記者，日本人始終防備著溥儀與調(diào)查團成員的單獨會面，先是拒絕讓溥儀自己去調(diào)查團下榻的賓館，后又在李頓等人來到“執(zhí)政府”的時候，讓關東軍參謀長橋本虎之郎與板垣征四郎在旁監(jiān)視，溥儀一旦說出什么不合時宜的話，其后果可想而知。

調(diào)查團離開后不久，作為“帝室御用掛”(日本官名，意為宮廷秘書)的吉岡安直便被調(diào)到了溥儀身邊，名為隨侍，實為監(jiān)視，溥儀后來回憶，“我出巡、接見賓客、訓示臣民、舉杯祝酒，以至點頭微笑，都要在吉岡指揮下行事。我能見什么人，不能見什么人，見了說什么話，以及出席什么會，會上講什么，等等，概聽他的吩咐?！?/p>

在這樣嚴密的監(jiān)視下，溥儀無論做什么，都離不開盯梢，他只能做好一個規(guī)行矩步的傀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