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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征軍特務(wù)連長回憶滇緬戰(zhàn)役戰(zhàn)役 不適應環(huán)境

        2017-04-28 19:36:13  來源:360常識網(wǎng)   熱度:
        導語:(尤廣才,抗戰(zhàn)時期數(shù)十萬中國遠征軍里最普通的一員。當年他躲過了槍林彈雨,從殘酷的戰(zhàn)場上幸運歸來,卻又身不由己被裹挾進大時代,身世浮

        (尤廣才,抗戰(zhàn)時期數(shù)十萬中國遠征軍里最普通的一員。當年他躲過了槍林彈雨,從殘酷的戰(zhàn)場上幸運歸來,卻又身不由己被裹挾進大時代,身世浮沉、顛沛流離。無論在多艱苦的歲月里,這位倔強的山東漢子堅信自己做了一件“最光榮的事”。)

        飛越駝峰

        1944年4月的某一天,我所在的部隊接到命令:馬上飛赴緬甸前線,參加對日作戰(zhàn)。當時,我在54軍50師師部任特務(wù)連連長,54軍軍長是方天,下轄第14師、第50師和第198師3個師,其中第14師和第50師被調(diào)到緬甸戰(zhàn)場,能成為中國遠征軍的一員,我們每個人都深感自豪。

        算起來,我們是中國派出的第二批遠征軍。1942年春,日軍進攻緬甸后,中國派遣5軍、6軍和66軍3個軍約10萬部隊,組成“中國遠征軍”,但是由于中方和美方指揮混亂,遠征軍遭受重大挫折,共損失5萬人,其中多半是在撤退途中死于饑餓和傷寒病疫。遠征失敗后,廖耀湘率領(lǐng)的新22師、孫立人率領(lǐng)的新38師退到印度,重新整編為“中國駐印軍”,國內(nèi)番號為新一軍,軍長鄭洞國,史迪威任總指揮,在著名的印度蘭姆伽基地受訓。

        1943年,史迪威發(fā)誓要卷土重來,重新打回緬甸,中國政府先是從國內(nèi)調(diào)來胡素率領(lǐng)的新30師,之后又將 “中國駐印軍”代號“X”部隊,從緬北向緬中方向進攻;又在云南組建了中國遠征軍,衛(wèi)立煌任遠征軍司令官,代號“Y”部隊,從滇西渡怒江進攻騰沖、松山、龍陵向中緬邊境推進。

        1943年,史迪威發(fā)誓要卷土重來,重新打回緬甸,中國政府先是從國內(nèi)調(diào)來胡素率領(lǐng)的新30師,之后又將原54軍所轄第14師、第50師調(diào)入印緬戰(zhàn)場,以增強反攻力量,代號“X部隊”,從緬北向中國方向進攻;又在云南組建了中國遠征軍,由衛(wèi)立煌任遠征軍司令官,代號“Y部隊”,從滇西渡怒江進攻騰沖、松山、龍陵,向中緬邊境推進。

        我們接到出發(fā)命令時,并不覺得突然。當時,軍隊里經(jīng)常向我們講緬甸戰(zhàn)場的形勢,我們早就做好隨時被派往前線的準備。而在云南的祥云機場一帶,美軍一個軍官訓練團專門訓練50師排長、連長學習熱帶叢林戰(zhàn)術(shù)和使用新式武器,比如“60炮”、“30步槍”和沖鋒槍。我也參加了這些訓練,回來后再教給士兵。叢林里10米之外就看不見人,所以沖鋒槍很適合近距離作戰(zhàn)。我們還學習怎么用專門打坦克用的戰(zhàn)防槍和火箭筒,這些武器我們以前從來沒見過,所以感覺特別新鮮。中國遠征軍司令衛(wèi)立煌還來檢閱過我們,他戴個帽子、留個小胡子的形象讓我記憶深刻。

        當年我們飛越的正是那條著名的“駝峰”航線。這條航線從昆明到印度東北加蘭邦的汀江機場,全長840公里,要經(jīng)過喜馬拉雅山東段群峰,山峰起伏連綿,猶如駱駝峰背,故美軍稱之為駝峰(The Hump)?!榜劮濉焙骄€高度在6000米到6500米之間,空氣稀薄,受氣流影響變化大,很多飛機因此墜到山谷里,機毀人亡?!榜劮濉庇质侨哲娍哲姾透吲诳刂茀^(qū),又被稱為“死亡航線”。通過“駝峰”航線,中國向印度運送境外對日作戰(zhàn)的遠征軍士兵,再從印度運回汽油、器械等戰(zhàn)爭物資。在1941年到1945年之間,援助中國的物資81%是通過“駝峰”空運,美國陸軍航空隊司令長官阿諾德將軍(General Henry Arnold)曾說,在駝峰航線中,飛機的損失率超過轟炸德國時的飛機損失率,“駝峰”航線堪稱“二戰(zhàn)”最偉大的空運行動之一。

        當時運送中國士兵的是美國C46、C47運輸機,C46能裝22人,我坐的C47可容納40多人。C47是投入“駝峰”航線飛行最早的運輸機,登機前,我們還接受了短期跳傘訓練,但那時候好像我們對此并不重視,只知道飛機迫降的時候,跳下去,躲命就行了。

        我坐的這架飛機是一位美國飛行員駕駛的。這也是我第一次坐飛機,好奇多于緊張。飛機越爬越高的時候,最大的感覺就是冷,冷得我直打哆嗦,聽說有的身體虛弱的中國兵,在飛機上就已經(jīng)癱下去了;然后感覺呼吸困難,兩個耳朵也被震得受不得了,直到下飛機時也沒緩過來。

        那時的感覺,就是現(xiàn)在所說的“躊躇滿志”吧。我記得到了營地駐扎好以后,還填了一首詞:

        《念奴嬌·飛越駝峰》

        穿越云海,戰(zhàn)心切,大軍遠征印緬。

        駝峰橫亙,聽說是,海拔萬仞險關(guān)。

        敵炮轟隆,高寒抖顫,胸中烈火燃。

        遙想當年英武,覓敵求殲,敢騎虎登山。

        萬里擒賊囊物探,國威軍威赫顯。

        戰(zhàn)地神游,激情油然,重現(xiàn)當年。

        疾風勁草,無愧吾生人間。

        叢林生活

        經(jīng)過兩個小時的顛簸后,我們的部隊安全地降落到了印度的汀江(Dinjin)機場。汀江是離利多很近的一個機場,滇緬公路被切斷后,美國援華物資從美國海運到加爾各答,再由鐵路運到利多。因此,利多既是向國內(nèi)空運的基地,也是反攻緬北的兵站基地。

        我沒有想到,到達印度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澡。機場搭建了一個臨時浴池,一位美軍軍官把我們帶過來,讓我們每個人都脫掉軍裝,卸掉背包,于是大家都赤身裸體地走進浴池。20分鐘后,一聲命令,我們?nèi)w出浴,再排隊等醫(yī)生打防疫針——我后來才知道這個防疫針的作用,在后來奇襲密支那的戰(zhàn)斗中,K分隊指揮官尼森上校在行軍途中死于斑疹傷寒,而中國官兵全都安然無恙,就是因為我們在機場都注射了傳染病疫苗。

        洗澡消毒后,我們每人換上了新軍服。新軍服是米黃色的,與英軍一樣。又發(fā)給我們每人一張毛毯、蚊帳、防蚊面罩、一瓶防蚊油、一盒防螞蟥666粉等;然后更換美式武器,因為之前在云南已經(jīng)有美軍軍官教過我們,所以對這些武器并不陌生。

        拿完這些東西后,我突然看到前面有一堆熊熊燃燒的大火,里面燒著的,正是我們浴前脫掉的那些軍服和背包——雖然我們在國內(nèi)的裝備很差,但出國前還是給我們每個人換了一身嶄新的軍裝,畢竟我們出去代表著中國軍人的形象,所以我看到剛發(fā)的這些軍服就被燒掉了,很是心疼了一陣。當然后來才理解這是為了防疫而必須的措施。

        由于戰(zhàn)爭形勢緊迫,我們在汀江沒有停留,馬上換乘另一架運輸機直飛孟關(guān)。孟關(guān)是緬甸北部的另一個重要基地,不久前被新38師和新22師攻下。這里也飽受戰(zhàn)火摧殘,剛下飛機,就看到機場附近到處是遺棄的彈殼和燒焦的樹木。

        來機場接我們的是一輛十輪大卡車,很快把我們拉進一大片密不見日的大森林里,大約半個小時后,汽車停下來,有人告訴我們營地到了。我下車一看,除了參天大樹,什么也看不到,只看到一條清澈見底的小溪,我們的飲水問題就靠它來解決了。

        飯后,每個班都領(lǐng)到刀、斧、鋸,這是在叢林里作戰(zhàn)、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我們于是在樹林里開辟一片空地,搭起簡易帳篷。營地周圍一片寂靜,除了我們彼此的說話聲外,唯一能聽到的就是樹上群猴的吼叫聲,一直叫個不停。

        叢林生活對我們是完全陌生的,空曠的熱帶叢林什么也看不到,多少都有些寂寞、恐懼感。有時夜里睡覺,某個士兵會突然在夢中大叫起來,其他人被驚醒之后,也都跟著叫起來,在深更半夜的叢林里聽著更恐怖?,F(xiàn)在想起來,那是不適應叢林生活而產(chǎn)生的心理障礙,但我們當時也不懂那么多,稱之為“鬧營”,不過鬧一陣子也就好了。

        雨季來臨的時候,天天下雨,眼看著一朵云飄過來就會下一陣子雨,有時感覺似乎是一天有無數(shù)朵云飄過來,一天要下無數(shù)次的雨。記得我們攻下密支那時,正趕上雨季,伊洛瓦底江的水便漫了上來,地面不能睡了,我們就睡在吊床上,行軍打仗就是這樣。

        到了緬甸,生活改善了許多,我們終于可以吃飽,而且可以天天吃到肉了。主要是美軍的牛肉罐頭,但時間長了,又覺得很膩,長期吃不到青菜,我們有時出去挖野菜吃,但能找到的野菜也有限。美軍會定期用直升機空投物資,空投前我們先找個空場,在上面擺個布板,布板顏色不一樣,表明空投的東西不一樣:我記得空投食品時用的是白色的布板,而投彈藥和武器時則是其他顏色。因為一切物資都是由美國空投過來的,所以在印緬戰(zhàn)場,我們結(jié)束了埋鍋造飯的歷史。

        協(xié)同作戰(zhàn)

        在緬甸戰(zhàn)場,讓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美軍在各方面所體現(xiàn)出來的優(yōu)勢。60年前,中美兩國國力差距懸殊,體現(xiàn)在軍隊方面更如此。

        第一個讓我驚奇的是美軍的工程機械化程度。那時候,美軍就已經(jīng)開始使用大批推土機、挖掘機,所以工程進展非???,基本上部隊打到哪里,公路就已經(jīng)修到了哪里。我們到達孟關(guān)后走的中印公路,就是1943年春開始修筑的。兩個美國工兵團和兩個中國工兵團,以及大量印度工人參與其中,而我們當時還是用鏟子、錘子等最原始的工具,所以這一路讓我們大開眼界。

        我們那時候也確實感覺到美軍機械化的優(yōu)勢:比如攻到伊洛瓦底江邊,只要找到船,他們馬上就能裝好發(fā)動機將船開動;遇到河流,美軍也會迅速在幾天內(nèi)架好橋梁,效率非常高。美方還配備專門的修理所,修理這些機器。

        我印象深刻的,還有美方給每個步兵連都發(fā)了一部Walkie-talkie Radio,我們當時叫它“步聲機”,那時的步聲機體積很大,要背在身上。這對行軍、作戰(zhàn)先頭部隊向后面指揮官傳達信息十分有利。美國軍隊在60年前就有這樣的通訊器材,不過遺憾的是,中國士兵普遍文化素質(zhì)低,都不會用這種先進的儀器,幾天后,這些步話機都被送進倉庫束之高閣了。

        美國人非常重視戰(zhàn)前準備,對敵情、作戰(zhàn)地形都做好充分準備。在攻打西保前,他們不但給連以上軍官都配備了五萬分之一的大比例地形圖,還發(fā)了一份空中攝影圖。我記得攝影圖十分清晰,可以清楚看到地面上的街道、房屋、樹木等,而此前中國師長用的還是比例尺為二十萬分之一的橡膠地圖。

        從師部到營部,都配有一個美軍聯(lián)絡(luò)官,他們傳達中美軍隊要求、溝通雙方情況。師部一級的聯(lián)絡(luò)官還有軍事指揮權(quán),我們師部的聯(lián)絡(luò)官是一位上校,我們都叫他Colonel。

        中國軍隊傳統(tǒng)的供應和補給是由軍需處提供的,每發(fā)放一級,就被克扣一層。不知是否因為對中國軍隊的情況比較了解,在這里,后勤供應都是由美軍聯(lián)絡(luò)官直接補給到連隊的,這樣避免了中轉(zhuǎn)單位的盤剝,也顯示出美軍組織的精簡有效。我們到達營地時,許多美軍聯(lián)絡(luò)官已經(jīng)先到那了,連司務(wù)長很快就領(lǐng)到大米、牛肉罐頭等,我們很快吃了飯。美軍作戰(zhàn)補充非常好,每場戰(zhàn)役前會加強后勤補給,吃的都比平時豐盛很多;而從戰(zhàn)場上下來以后,又馬上把被服、彈藥補充上去,隨時作戰(zhàn)、隨時補充,后勤補給非常完善。

        在國內(nèi)時,我們的軍紀就要求得比較嚴格,平時軍紀扣都要扣好,走路也要挺直腰板非常規(guī)整——這個習慣我一直保持到了現(xiàn)在。國民黨部隊從來不留頭發(fā),都要剃成光頭,每個連里有個理發(fā)兵,每隔一段時間就給大家集體理發(fā)。

        中國駐印軍的總指揮是史迪威將軍,他喜歡到戰(zhàn)地巡視,所以我們下級軍官也有機會見到他。史迪威經(jīng)常背著沖鋒槍深入第一線,甚至和士兵一起作戰(zhàn),所以下面的士兵都很喜歡他,但聽說和中國軍方的上層關(guān)系不好。我們是下級軍官,對上層的事情了解得不多,只覺得有些事情比較蹊蹺:有一次,54軍代軍長闕漢騫到緬甸前線,我們還組織儀仗隊歡迎過他,但沒幾天闕漢騫就打道回府了。后來聽說是史迪威不歡迎他,史迪威愿意直接指揮到團。

        參加會戰(zhàn)的英軍36師除了軍官是英國人外,士兵全部是印度人,因為英國人在印度有多年的殖民統(tǒng)治,印度士兵從服裝到裝備基本上都跟英軍一樣,這也讓他們有優(yōu)越感,所以我感覺印度士兵對中國軍人多少有些看不起。不過也難怪,我們那時的裝備、整個國力都那么差,有什么資本讓人家瞧得起呢?在這個戰(zhàn)場上,有英國人、美國人、印度人、緬甸人和中國人,我深切地感受到:這是一場真正的國際反法西斯戰(zhàn)爭。

        在我感覺中,美國士兵對我們還是比較友好的。美國大兵喜歡抽駱駝牌香煙,有時遞給我們,但中國人很少抽。雖然都屬于協(xié)同作戰(zhàn)的友軍,平時也難免有點小矛盾。有一次,連里的一個士兵和美軍工兵團的一個黑人發(fā)生了點爭執(zhí),他覺得那位美國人看不起他,回來告訴我,我那時正年輕,血氣方剛,聽說自己的弟兄受了氣,就要沖過去找對方論理,結(jié)果美國聯(lián)絡(luò)官出來把我勸住,又是送煙又是送餅干讓我消消氣。好在師長潘裕昆得知后也沒有處分我,我后來想,也是自己年輕太沖動了——人家是來幫我們的,我們怎么能和人家打架?

        奇襲密支那

        到達孟關(guān)不久,我們50師的150團就被抽調(diào)進特遣隊,參加著名的奇襲密支那戰(zhàn)役。我的身份是50師師部特務(wù)連連長,在攻擊密支那期間,我們特務(wù)連要緊隨師部,擔負搜索、警戒任務(wù),一般情況下很少直接參加戰(zhàn)斗。但是因為有16期的黃埔同學在150團,所以我格外關(guān)注戰(zhàn)爭的進展。

        特遣隊由3個團組成,除了我們師的150團外,還有新30師的88團以及美軍5307團。除此外,還有一支約300人的緬甸克欽族野人別動隊。特遣隊由美軍梅利爾準將統(tǒng)轄,分為K、H、M三個戰(zhàn)斗隊,都由美軍軍官指揮。

        我還記得150團出發(fā)那天,電閃雷鳴、大雨滂沱,似乎預示著這將是一場極為艱難的戰(zhàn)役。因為行動隊行蹤絕對保密,不能空投補給,所以每個士兵出發(fā)前都帶足半個月的干糧和必需藥品。

        從地圖上看,孟關(guān)到密支那的直線距離頂多有200公里,但其路途之復雜程度遠不是我們所能想象。它與孟關(guān)之前隔著兩道大山、一條河谷,過孟拱河谷又得翻越更為險峻的苦蠻山脈才能進入伊洛瓦底流域,沿途都是一望無際的原始森林,地形十分隱蔽,往往是等發(fā)現(xiàn)敵人時,幾乎就已經(jīng)是“面面相覷”了。

        5月上旬,特遣隊進入苦蠻山脈。這里山巒起伏,峭壁林立,行動十分困難,有時只能手腳并用地爬行,有時不得不在石壁上鑿出臺階,以供攀援。輜重連和迫擊炮連行動更為困難,騾馬和人往往不能在一條路上行進,為了繞過一個懸崖峭壁要繞很遠的路。上坡時,騾馬走不動,人要扛著馬屁股走;下坡更難,得有人走在前面頂住騾馬前胛,后面有人拽著馬尾巴,以防墜入山谷。即便如此,還是有超過一半的騾馬累死或摔死在沿途中。

        因為行軍艱難,走在先頭的美軍有時丟棄掉武器和重裝備,后來我們聽到參加戰(zhàn)役的戰(zhàn)友們講起這個情況,覺得既奇怪又可惜。這也許體現(xiàn)了中美兩國國情不同,在美軍方面,以保障人的生命為第一考慮;而在中國軍人眼里,武器即生命,絕對不允許隨便丟掉武器。

        H分隊的150團行動迅速,5月16日,他們已經(jīng)秘密潛伏在密支那西機場。17日上午,美軍50多架飛機猛烈轟炸,日軍全部爬出掩體工事,暴露在我們的槍口下。150團突然發(fā)動襲擊,守衛(wèi)機場的300多名日軍及其指揮官平井中左全部被殲滅。亨特上校在密支那機場的跑道上向史迪威發(fā)出了無線電密碼信號——“威尼斯商人”,意思是“我軍已占領(lǐng)機場,運輸機可以降落”。當天下午,100多架道格拉斯式飛機拖著滑翔機,穿云破霧,飛臨密支那上空,第一個航次就把新30師89團、美軍819航空大隊空運到機場,加強對密支那機場的占領(lǐng)。

        奇襲密支那,是史迪威最為冒險、也最成功的軍事行動。占領(lǐng)密支那機場有非常重要的戰(zhàn)略意義,從此中美的空中補給,不必再繞行兇險的駝峰航線,而改經(jīng)密支那中轉(zhuǎn),不但縮短了航線,也降低了飛行高度。

        密支那戰(zhàn)略地位如此特殊,所以日軍也調(diào)來大量增援部隊,拼死反攻。我們的部隊曾攻占了密支那市區(qū),但又被日本人反撲過來,一直處于膠著狀態(tài)。中國士兵傷亡巨大,我在戰(zhàn)干團的3個同學都犧牲在密支那。史迪威對密支那戰(zhàn)況十分焦急,先后撤換4個美國聯(lián)絡(luò)官,最后迫于無奈,只能啟用中國高級將領(lǐng),新30師師長胡素、50師師長潘裕昆都被調(diào)來前線指揮自己的軍隊。

        7月18日,中、美軍隊轉(zhuǎn)入密支那街區(qū)巷戰(zhàn),日軍被壓縮到城北的最后陣地。50師師長潘裕昆挑選了100多名戰(zhàn)士組成“決戰(zhàn)敢死隊”,在當?shù)厝A僑帶領(lǐng)下,冒雨繞到日軍背后。腹背受敵的日軍意志終于崩潰,殘兵惶恐地逃出戰(zhàn)壕,用竹筏泅水渡過伊洛瓦底江,向八莫方向潰退。最高指揮官水上源藏被逼到江邊的一棵大樹下拔槍自殺。歷時80天的密支那攻堅戰(zhàn)終于宣告結(jié)束,中國軍人以上萬名官兵的寶貴生命,一雪兩年前兵敗緬甸的前恥,也換來了整個亞洲戰(zhàn)場具有戰(zhàn)略轉(zhuǎn)折性意義的勝利。

        重生之路

        打完西保之后,在一次訓練中,一個士兵不小心踩上了日軍埋下的地雷引起爆炸,當場死傷幾名士兵,我受了重傷。衛(wèi)生隊立即用擔架把我抬進美軍野戰(zhàn)醫(yī)院,進行緊急搶救。剛開始我還能覺察自己躺在手術(shù)臺上,但很快就被全身麻醉完全沒了知覺。

        第二天清醒后,醫(yī)生告訴我:彈片由右肋穿進體內(nèi),他們從右下腹切開10厘米,取出彈片,消毒、縫合、包扎等一系列手術(shù)處理;右下肢膝關(guān)節(jié)窩也有彈片穿進。好在這些彈片沒有擊中臟器要害。

        清晨一早,醫(yī)院用救護車把我送進密支那后方醫(yī)院。那時密支那剛被我們攻占,還來不及建一座綜合型的完整醫(yī)院,所以只能根據(jù)傷員的傷情,按輕傷、重傷、截肢等不同類型,分散建立不同類型簡易醫(yī)院。我住的臨時醫(yī)院遠離市區(qū),只是臨時搭建了幾間帳篷,醫(yī)務(wù)人員少,傷員也沒有幾個。

        讓我印象很深的一點是,密支那戰(zhàn)地醫(yī)院都是男性美國人——我后來聽說是因為史迪威拒絕中美政府派女性工作人員來印緬戰(zhàn)場。所以起初我根本分不出誰是醫(yī)生、誰是護士、誰是業(yè)務(wù)人員。這些美國人都表情嚴肅、不愛講話。專職給我換藥、送內(nèi)服藥的,是一個20多歲的年輕人,態(tài)度非常和藹,我猜想他應該是位護士,我就用一些簡單英語與他交流。時間久了,我們慢慢熟悉起來,有一次他還拿出妻子的照片給我看,還勸我禮拜天去教堂做禮拜。

        在醫(yī)院的精心護理下,我的傷很快痊愈。一天早上,我乘坐專供醫(yī)院運送傷員的飛機,從密支那起飛,飛回50師師部在臘戍的駐地。師長潘裕昆還特地指示副官處處長發(fā)給我一份校官伙食,以便早日康復。

        1945年5月,我們作為最后一批遠征軍回國,回國的時候,沿途看到的都是激動的老百姓,以各種方式來歡迎歸來的抗戰(zhàn)英雄,我那時候覺得我的人生已到達最輝煌的頂端。

        在南寧待了一段時間,部隊又向雷州半島出發(fā),準備與日軍在那里交戰(zhàn)。行軍到廣西貴縣時,突然聽說日本投降的消息,我長舒一口氣,覺得好日子終于來了,我終于可以有機會好好孝敬多年未見的老母親了。那時候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盼望國共和談成功,可別打了,也不想打了,打了八年抗戰(zhàn),別再中國人跟自己人打。

        結(jié)果后來沒談成,在東北戰(zhàn)場,我們稀里糊涂地就被打垮了。思考再三,我選擇了投誠,不久,我被安排送往位于撫順的解放軍軍官教導團進行思想改造。在那里,我見到了遠征軍的很多高級將領(lǐng),廖耀湘、鄭洞國、周福成等,我們的身份都“平等”了。在教導團里,主要讓我們這些下級軍官學習技術(shù)。半年后,教導團幾次爭取我,要我加入解放軍參加淮海戰(zhàn)役,我拒絕了。我想,我參加國民黨跟共產(chǎn)黨打仗,我再參加共產(chǎn)黨跟國民黨打仗,我這個人太無價值了。所以我堅持回到地方去。

        在經(jīng)過思想改造后,我拿著軍管會給的一紙“安順良民”的鑒定,回到沈陽,并與久別的妻子重逢。1952年,我接到了東北工學院接納我為正式工的通知。我利用晚上讀夜大,代數(shù)、幾何、物理、化學這些基礎(chǔ)課我都學了,我似乎覺得生活又充滿了希望。

        我以為自己真的獲得了重生,但我很快就知道,這不過是個錯覺。一年后的一天,我接到被學校開除的通知,是“隱瞞歷史”。不久,妻子也提出離婚,但離婚申請沒有得到上級的批準。

        那時候,我的女兒還小,我不忍心把孩子拋下,就拉小車、出苦力,給人家東拉西拉。我半夜跑到沈陽聯(lián)營公司排隊蹬車,天一亮就在那等車,幫人家拉貨。我記得爬南站的天橋時,爬著爬著就流血,口吐血……難以想象那時生活之艱難。

        1958年,我到北京學習中醫(yī),那時候北京市開始清理“社會渣滓”,“殘渣余孽”都要一網(wǎng)打盡。大年三十那一天,我被抓去送到清河參加勞動教養(yǎng)。

        我在清河農(nóng)場一關(guān)就是6年,其間,妻子再次提出了離婚,此時,我已經(jīng)沒有任何能力去左右我的命運。我也不怨她,誰愿意和一個“反革命”生活呢?在農(nóng)場搞勞動,就是種地開渠筑壩,清河農(nóng)場那些堤壩都是我們筑起來的;灌溉,在農(nóng)田種水稻,我會插秧,每天彎著腰插秧,累得要死,大躍進的時候每天挖地都要挖到半夜零點。

        1965年,勞改結(jié)束,我被遣回原籍,開始接受監(jiān)督改造。這也是我1938年離家逃難后,第一次回到家鄉(xiāng)、第一次與母親見面。沒想到時隔20多年后,我竟然以這樣一種身份與母親相見,而她和哥哥也都拒絕認我這個“歷史反革命”。我覺得此生最對不起的人便是我的母親,在我很小的時候她便守寡,日本投降后,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從此可以好好孝敬我的老母親了,可是直到她1968年去世時,我還是一個她不能接受的“反革命”……

        不久,街道上動員下放,我想這也是一個機會,于是我報了名,一個人插隊落戶,每天掏大糞、養(yǎng)豬、種棉花,我一人身兼三職,倒也養(yǎng)活了自己。憑借著當年參加遠征軍時候從美軍那里學的英語和自己多年的積累,60多歲時,我在村里當上了一名中學英語老師。我一直住在村里的一間茅草屋里,一住就是20年,直到1980年1月,“歷史反革命”的帽子才最終摘掉。1988年,我和分隔23年的女兒才第一次見上面。

        即便最艱難的時候,我也從來沒有后悔過,我一直堅信,我沒有做錯什么,作為遠征軍的一員參加對日作戰(zhàn),是我這一生中最光榮的事。2008年11月,我和另外兩位參加過遠征軍的抗戰(zhàn)老兵,來到云南重新回顧滇西戰(zhàn)場時,我?guī)状稳滩蛔±蠝I縱橫。慶幸的是,如今,已經(jīng)有越來越多的人重新審視這段歷史。我相信,它不僅僅是我內(nèi)心深處永不褪色的記憶,也將會是我們這個民族一段永不褪色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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