竇太后死后，漢武帝沒有任何羈絆了，他要一展雄圖，他修改法律，使西漢“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死罪“大辟四百零九條”，他所奉行的重刑主義之繁苛由此可見?？梢哉f，漢武對“文景之治”的另起爐灶，翻開了中國刑法史上最酷烈的一頁。

但是，治國手段的打、殺、罰只是硬幣的一面，硬幣的另一面則需要洗腦，要統(tǒng)一思想。

關(guān)于統(tǒng)一思想的智慧，不獨今人，古人很高明。漢武帝在竇太后死后的第二年，就“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不久，他作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這個決定影響中國兩千年，這，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

為什么要獨尊儒術(shù)？

漢武帝這人從骨子里就不是一位喜歡儒生的人。他和他的先祖劉邦一樣，都認為儒生酸酸的，一股酸腐之氣。劉邦甚至一看見儒生，就要摘下他們的帽子往里撒尿。

漢武帝的父親漢景帝追隨文帝推崇的是黃老哲學，因此，“文景之治”，與民休息，社會和諧而繁榮了。中國這個社會有一個奇怪的現(xiàn)象，從歷史上看，有時皇帝兢兢業(yè)業(yè)地上朝理政，管得太寬，管得太多，管得太細，民眾的生活、生產(chǎn)水平反而下降?；噬喜还芰?，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農(nóng)人們自在地耕種，自由了，豐衣足食，連六畜都興旺了。例如文景二帝，實行無為而治，整個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了。換句話說，中國的改革與變法，最要緊的就是“放權(quán)”，只要皇帝和大臣們不管，讓小民們“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生產(chǎn)就發(fā)展了，日子也就好過了。

但是，上天賦予人類之口的兩項基本權(quán)利——吃飯與說話，人們既要吃飯，也需要說話，文人們針砭時弊，這是春秋戰(zhàn)國以來的習慣，那時戰(zhàn)國七雄并立，文人們要話語權(quán)，你奈他何？你要處置他，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弄不好，知識分子走人，到他國去了，人才的流失，有時對王國的威脅甚大。如商鞅離開魏國，韓信離開楚國。但是，現(xiàn)在的情況大不相同，九州社稷，天下歸漢，你往哪里跑？胡言亂語，威脅君王的統(tǒng)治，殺你沒商量。即令你忠心耿耿，但苦口良藥也讓皇帝十分的不快，甚而惱羞成怒。當然，漢武帝畢竟是漢武帝，他絕頂聰明，他知道打、殺、罰只能管治人的肉身，不能讓人心服口服。因此必須借助一種文化的力量才能統(tǒng)一思想。

在諸子百家中，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三綱五常的道統(tǒng)最符合統(tǒng)治。不是嗎，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多好，特別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至于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并不重要，關(guān)鍵的是把家與國合二為一，君王不僅統(tǒng)領(lǐng)“國”，還滲入“家”，君王的權(quán)力無處不在。從商鞅變法將君王的政治權(quán)力滲透到農(nóng)人的生活與農(nóng)業(yè)的生產(chǎn)之中，政治便無孔不入了。而商鞅、李斯等人將酷嚴的刑法覆蓋社會，雖然用法術(shù)勢封住人們的口，但寒蟬效應(yīng)使人們普遍將不滿甚至仇恨深埋心底。因此，僅僅靠打、殺、罰等鎮(zhèn)壓手段還不夠，選擇儒家思想最適合統(tǒng)治。因為，儒家的道是王道，儒家的制是禮制，儒家的政是仁政(理論與實踐不一定結(jié)合)。反正，儒家維護君主專制是有一整套理論的，關(guān)鍵是冠冕堂皇，拿得出手。因此，漢武帝選擇獨尊儒術(shù)，既能統(tǒng)一萬民的思想，又能通過罷黜百家，讓知識分子噤若寒蟬。

于是，儒學即今文經(jīng)學的代表人物董仲舒登上歷史舞臺了。

董仲舒這人運氣一直不好，可以說是一位一直不得志的知識分子。但是，當漢武帝發(fā)出求賢令后，他似乎看到了一線生機，于是，董仲舒捉刀弄筆，冥思苦想，終于寫出一篇絕代名作——《天人三策》。

董仲舒以《天人三策》一文，名聞天下。

漢武帝派人把他迎進宮來，董仲舒欣喜若狂，他在寬敞華麗的大殿見到了這位英武氣盛的皇上，歷史上一場影響千年的君臣對話開始了……

中國的讀書人從古至今，夢寐以求的就是通過面見皇上，以顯示自己的畢生所學，施展勃勃抱負。運氣好，能入相晉爵，為國君分憂，為國效力，揚名立萬。因此，這類君臣之間的對話，是史書上津津樂道的話題，讀書人趨之若鶩的就是需要這個境界這個際遇。像商鞅，他通過與秦孝公的四次對話，最終獲取顯赫的官位，實施他的變法。而后世的王安石與宋神宗的對話，康有為與光緒皇帝的對話都在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讀書人。

有關(guān)董仲舒面見漢武帝提出“天人三策”的內(nèi)容，歷史上的說法不一，但，董子闡釋天命與災(zāi)異的善惡因果，以及改變黃老無為之治而倡行儒教德治，踐行德主刑輔乃至獨尊儒術(shù)統(tǒng)一萬民思想的治國對策，引起漢武帝的深思。按董仲舒的說法，只有獨尊儒術(shù)，才能統(tǒng)一思想。董仲舒用陰陽學說作比附，以“天人感應(yīng)”為先導，提出了系統(tǒng)的“陽德陰刑”的德主刑輔論。漢武帝的聰明就在于他對董仲舒思想的整體接受，在具體問題上仍然我行我素，即在局部問題上另搞一套。換句話說，有人評述漢武帝，在思想層面尊崇儒家，在管理層面上執(zhí)行法家的手段，這是典型的“掛羊頭賣狗肉”。

據(jù)此，漢武帝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

雖然董仲舒的主張獲得了漢武帝的采納，漢武帝設(shè)“五經(jīng)博士”為儒生入仕開了方便之門。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的學說也在中國社會引起很大的思想震蕩，但董仲舒面見皇上后的命運與運氣，似乎沒有商鞅、王安石那樣好，甚至不如康有為。漢武帝只用他的思想，用他的主張，并不重用他本人。他沒有得到重用，他失望至極，正逢漢高祖陵廟失火，董仲舒擬文稱這是皇上不修德引起天降災(zāi)異，此事被主父偃告發(fā)，董仲舒被拿下，他身陷囹圄，險遭死刑。此刻，董仲舒才知因言獲罪的厲害。原來，他所說的德主刑輔、重德輕刑，漢武只是表面上贊同，在實際的執(zhí)法過程中，卻是選擇性適用。

董仲舒入獄了，他的“天人感應(yīng)”之說，讓漢武帝心存顧忌。漢武對天命的迷信，使之深感上天懲罰的陰影無時不在圍纏著他，因而漢武在四處樹敵(包括自己的親人)的同時，除求仙祭神外，也在執(zhí)行層面就一些疑難案件的處置訴諸于《春秋》經(jīng)典，這便形成了《春秋決獄》。

何謂《春秋決獄》？

該書的作者就是董仲舒，董仲舒研讀儒家經(jīng)典，學富五車，他被“去位歸居”后，在家著書立說。而朝廷每遇重大案件，如有疑難和分歧之處，漢武帝多派酷吏張湯到董仲舒家中求教。董仲舒則以《春秋》為據(jù)，引經(jīng)據(jù)典，解析案例，辨明是非。朝廷派員請教的次數(shù)多了，董仲舒據(jù)此把這些評判的案例和講授的內(nèi)容結(jié)合起來，加以整理，用《春秋》的儒家倫理作為指導思想，確立以儒家經(jīng)典判案的原則。董仲舒寫成的這書籍，便取名為《春秋決獄》。

漢武帝尊崇儒術(shù)，他在法制問題上倡行“以禮入刑”、“德主刑輔”，是否在司法過程中表里如一呢？

本來，《呂刑》“明德慎罰”是“以禮入刑”之發(fā)端，而孔子倡導“克已復禮為仁”則為儒家法制之基本思想，因而“禮”、“仁”在諸法合體中，逐漸成為儒家的德政理論基石，進而形成“德主刑輔”的古代法制原則。

其實，在中國歷史上，執(zhí)行“德主刑輔”較好的并非倡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的漢武帝，在這方面，西漢不如唐宋，如唐太宗就曾讓死刑犯回家省親，這些死刑犯深受感動，居然在規(guī)定的時間內(nèi)一個不少地返回牢籠，甘愿引頸伏法。唐太宗惻隱之心大發(fā)，將這些死囚赦免;又如宋仁宗時，四川一士子獻詩給太守，詩曰：“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四川太守將這士子綁送京城，可宋仁宗卻說：“這老秀才寫詩泄憤，怎能以言治罪？不如給他官做”?？梢?，唐太宗、宋仁宗均有德法善治的所為。事實上，唐貞觀年間和北宋朝前期，皇朝皆能遵循寬仁慎刑、德主刑輔的法制原則。

平心而論，漢武帝在“獨尊儒術(shù)”的思想影響下，也曾將一些疑難案件訴諸《春秋》，董仲舒以《春秋》為據(jù)，尋章摘句，辨析法理，或多或少還是影響了漢武帝。但在功利主義搖籃成長的漢武帝好大喜功，不可能全盤接受“德主刑輔”的辦案原則。因而在大多數(shù)時候，漢武帝仍堅持“輕德重刑”，實施嚴刑峻法。如在冤殺李陵的“夷三族”案件中，對李陵的父族、母族、妻族數(shù)百口人的誅殺之殘忍，令人不寒而栗！可憐李陵三族大多是婦人小孩，被株連殺戮，用刑之酷，史書上說，先用小刀在臉上刻刺，然后逐一割掉鼻子，再切下腳指，最后活活打死，把頭掛在旗桿上，尸身剁成肉醬，其情其狀之慘，不忍目睹。漢武帝的酷嚴甚至對自己的至親也不例外，漢武的女兒、兒子、孫子的慘死和皇后衛(wèi)子夫被逼上吊即為典型例證。漢武為保皇位六親不認，他的殘暴行徑為后世開了一個惡劣的先例。非但如此，在濫施刑罰中，漢武還支持酷吏張湯以“微反唇”定官員顏異的“腹誹”之罪，并將其科處死刑。這種無聲的“微反唇”的腹誹之罪，超過《秦律》的言論治罪的范疇，其禁錮思想之嚴之廣，堪為后世殘暴的專制統(tǒng)治者效法。

可見，漢武表面尊崇儒術(shù)，倡行春秋決獄、德主刑輔，實質(zhì)則在執(zhí)行法家的勢、術(shù)、法之策，即以詭詐、厚黑、暴戾的手法施以嚴刑峻法，以選擇性執(zhí)法的手段來高唱儒家的德政禮制，實際演奏的就是一曲“掛羊頭賣狗肉”的開山交響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