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第一諍臣魏征：在中國歷史上，有資格被譽為“千古一帝”的皇帝肯定不多，就算能找出幾個，大半也都有爭議。如果一定要找一個共識最多、爭議最少的，那恐怕就非唐太宗李世民莫屬了。

但是，即便李世民能當(dāng)之無愧地獲此殊榮，也并不表明他就是完美無瑕的。無論李世民如何天賦異稟、才智過人，他身上也難免會有一些人性的弱點。換句話說，李世民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歷史上屈指可數(shù)的杰出政治家，并不是因為他沒有弱點，而是在于他有一個辦法對治自己身上的弱點。

這個辦法說起來也很簡單，就是兩個字——納諫。納諫這種事，說起來簡單做起來難。因為人都是愛面子的，沒有誰喜歡被人批評。就算是一個普通人，也不愿意整天被人說三道四、指手畫腳，更不要說一個至高無上的皇帝了，通常更聽不進任何不和諧音。然而，李世民偏偏就愿意聽。不但愿意聽，而且還對此求之若渴、甘之如飴！

這并不是說李世民天生就是一個受虐狂，而是因為他深知——“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人欲自照，必須明鏡，主欲知過，必籍忠臣”；“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護短而永愚”……鑒于隋朝二世而亡的歷史教訓(xùn)，李世民一直具有非常強烈的憂患意識。他認為，倘若當(dāng)皇帝的都像隋煬帝那樣“好自矜夸，護短拒諫”，那么結(jié)果就是“人臣鉗口”，最終必然“惡積禍盈，滅亡斯及”。所以早在貞觀元年(公元627年)，李世民就一再對大臣們強調(diào)：“前事不遠，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須極言規(guī)諫?！?/p>

在李世民的極力倡導(dǎo)和鼓勵下，貞觀群臣諫諍成風(fēng)，人人勇于進言。而其中對李世民影響最大、對貞觀善政貢獻最多、在歷史上享有“第一諍臣”之美譽的人，無疑就是魏征。魏征曾經(jīng)有過一個奇怪的言論。他說他不想當(dāng)忠臣。不想當(dāng)忠臣，難道還想當(dāng)奸臣？不。魏征說，他想當(dāng)一個“良臣”。

貞觀元年(公元627年)，當(dāng)魏征在朝堂上公然說出這番話的時候，李世民大為詫異：“忠臣和良臣有什么區(qū)別嗎？”魏征說：“所謂‘良臣’，應(yīng)該像稷、契、皋陶那樣，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而所謂‘忠臣’，只能像龍逄、比干那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并喪，空有其名。從這個意義上說，二者區(qū)別大了！”

李世民恍然大悟，“深納其言”，當(dāng)即賜給魏征五百匹絹。魏征的這番言論乍一聽很有顛覆性，其實只是說明了這樣一個道理——當(dāng)臣子的固然要對君主盡忠，但這種忠卻不應(yīng)該是“愚忠”，而是“巧忠”。也就是說，進諫并不是以一味蠻干、面折廷爭為美，而是要講究力度、角度、限度，以君王樂于接受為前提，以剛?cè)嵯酀?、恰到好處、切實可行為美?/p>

《菜根譚》中有一句話說：“攻人之惡勿太嚴(yán)，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勿過高，當(dāng)使其可從?！蔽赫鞯倪M諫有時候就頗能體現(xiàn)出這種中道的智慧。比如貞觀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曾經(jīng)用一種頗為自得的口吻對大臣們說：“人們都說天子至尊無上，所以無所忌憚，可朕就不是這樣子。朕總是上畏皇天之監(jiān)臨，下畏群臣之瞻仰，兢兢業(yè)業(yè)，猶恐上不合天意，下不符人望?！?/p>

李世民所說的固然是實情，可像他這樣自己說自己的好，未免就有點“矜夸”的味道，而且潛意識里也是希望博得群臣的贊美。這個時候，魏征發(fā)話了。他說：“此誠致治之要，愿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魏征這話聽上去像是在贊美，實際上卻是在針砭。因為它強調(diào)的是“慎終如始”這四個字。這就等于是說——陛下能這樣子當(dāng)然好，但是最好能夠保持下去。假如不能持之以恒，現(xiàn)在高興未免太早。李世民是個聰明人，當(dāng)然不會聽不出這層弦外之音。這樣的進諫可謂寓貶于褒，既撓到了皇帝的癢處，又點到了皇帝的痛處，實在是含蓄而巧妙。

類似的對話在貞觀五年(公元631年)還有一次。當(dāng)時國內(nèi)安定、天下豐稔、東突厥又徹底平定，整個大唐帝國一片欣欣向榮，李世民又對侍臣說：“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shù)聞卿輩諫爭也?！?/p>

這一次，李世民的話就說得比較全面了，他一方面為自己取得了“自古所?！钡臍v史功績而自豪，但另一方面也表示了戒慎恐懼之心。所以，魏征就說：“內(nèi)外治安，臣不以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蔽赫鞑⒉粚@種“天下大治”的喜人形勢歌功頌德，而是對皇帝“居安思?！钡闹斏鲬B(tài)度表示贊賞。這種發(fā)言顯然要比純粹的附和之辭高明許多。正是由于魏征的諫言往往既委婉又能擊中要害，所以李世民才會評價說：“人言魏征舉動疏慢，我但覺嫵媚?！碑?dāng)然，魏征的諫言并不都是這么委婉“嫵媚”的。

如果每次進諫都拐彎抹角，那最后就算不流于阿諛諂媚，也會變得庸庸碌碌。倘若如此，那魏征也絕不可能被李世民所倚重，更不可能以“諍臣”之名享譽后世。所以，該據(jù)理力爭的時候，魏征也絕不含糊。史稱魏征“犯顏苦諫”的時候，“或逢上怒甚，征神色不移，上亦為之霽威”。(《資治通鑒》卷一九三)意思是說：每當(dāng)李世民被魏征的諫言刺激得怒不可遏的時候，魏征總是毫無懼色，李世民到最后也不得不收起帝王的威風(fēng)，把自己的怒火強壓下去。

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正月，魏征病歿。李世民“親臨慟哭，廢朝五日，贈司空、相州都督，謚曰文貞”，并且親自撰寫了墓志銘，書于碑石之上。隨后的日子，李世民一直沉浸在綿長的哀思之中。魏征的離世不僅讓李世民失去了一個臣子，更是讓他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良師益友。

在一種難以排遣的寥落和寂寞中，李世民不禁對侍臣發(fā)出了一番感嘆，這番話從此也和他們君臣二人的名字一起，永遠鐫刻在了青史之上，令無數(shù)后人感慨和深思——“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