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上一次出場頗有幾分“浪漫”，那么華佗的另一次出場卻顯得有幾分“悲壯”。那是在三國演義中的著名白臉曹操患頭痛風疾之時，深知華佗醫(yī)術不俗的曹操星夜請他入診。華佗在了解了病情后說：病根在腦袋，需先飲麻肺湯，然后用利斧劈開頭顱，取出風涎，方可除根。曹操聽罷大怒，認為是華佗要加害于他，遂急令拿下，囚禁追拷，一代名醫(yī)冤死獄中。殺了華佗后，曹操的病勢愈重，無人能治，遂一命歸西。

華佗與關羽、曹操之間的關系，事實上也就是醫(yī)患之間的關系，與關羽的醫(yī)患關系是建立在一定的坦誠相待的基礎之上的，醫(yī)生竭盡所能的救助，而病人則全心全力的配合，這樣，治療就得到了最佳的效果。這其中一方面是患者對醫(yī)生的尊重與信任，另一方面也是醫(yī)生對患者的負責與照顧。

可同樣是醫(yī)患關系，華佗與曹操之間卻仿佛隔著一座大山。華佗的大膽提案在今天看來也的確有驚世駭俗之處，更何況疑心多多的曹操，選擇對了治療方法，但選錯了治療手段，讓華佗的處境非常微妙。當然，以現代醫(yī)學心理學角度分析，曹操屬于偏執(zhí)型人格障礙，此類人疑心重，主觀性強，過分敏感，不愿信任別人。而作為醫(yī)生的華佗本應循循善誘，對這樣的病人加以合適的心理引導，并說明其認知上的誤期，可是他卻偏偏在當面前說出了曹操擔心多疑的弱點并以關云長作比：“大王曾聞關公中毒箭，傷其右臂，某刮骨療毒，關公略無懼色;今大王小可之疾，何多疑焉”？

于是，曹操對華佗妙手回春的軼事奇聞的期許一下變成了震怒，并從開始的將信將疑變成了最后的“汝必與關公情熟，乘此機會，欲報仇耳”！于是痛下殺手，自身也與治病的良機交臂而過。而華佗因為與病人無法得到良好的溝通，又拿不出令曹操信服的診斷依據和資料，也是最終釀成悲劇的緣由。關于華佗之死，也有專家考證說其絕非是如羅貫中在《三國演義》里說的那樣，是要為曹操做開顱手術而為曹操懷疑要謀害自己，終于不幸蒙難。據說，歷史上華佗對自己的醫(yī)生身份，一直是耿耿于懷的。史曰其：“然本作士人，以醫(yī)見業(yè)，意常自悔”。醫(yī)生，在史書上歸入《方技傳》，絕無可能單列一傳，從這個上面也可窺知一二。所以，華佗時刻在尋找走上仕途的機會。

華佗的機會到來是因為魏王曹操患有頭痛病，后來尤甚。華佗醫(yī)術出名，曹操遂“使佗專視”，華佗成為了曹操的“御醫(yī)”，華佗看了曹操的病情后表示這個病一時難以治好，需要假以時日方可。在為曹操治療的過程中，華佗便開始故意拖延進程，并又借口“當得家書，方欲暫還耳?！蹦藲w家。而到家以后，又假辭以妻子生病，數次逾期不歸。究其本意，乃是意圖要挾曹操，謀取官職。曹操屢次手書招呼，又敕令郡縣發(fā)遣，但華佗卻始終我行我素，直到謊言被揭穿，下獄。

從這段考證來看，作為一個醫(yī)生，把為病人治病當作一個走上仕途的手段而故意拖延并以此為要挾，華佗此舉實在是有損醫(yī)德，是可稱為無良醫(yī)生。醫(yī)學和醫(yī)術本身具有極強的道德屬性，《論語·子路》中指出“人無恒，不可作巫醫(yī)?！笔钦f一個人如果沒有恒心厚德，就不可以做醫(yī)生。由此可見，醫(yī)患關系是一種“復雜”的社會關系，既是一種具有較強道德價值的“信托”關系，又是一種具有特殊性法律意義的“契約”關系。而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醫(yī)德的重要以及良好的溝通都應該是醫(yī)患關系中必不可少的中要條件，從華佗的遭遇中，我們也可看出醫(yī)患關系不僅要求醫(yī)生有過人的醫(yī)術，還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質和人際關系協(xié)調能力，這樣才能保證患者的滿意，得到患者的信任、配合與支持都是醫(yī)療糾紛中的關鍵點，而患者對醫(yī)生的理解、接納與合作更是減少雙方隔閡的關鍵。

所以，在我們不停探討體制與改革在醫(yī)患關系中產生的作用之時，不妨先靜下心來想想人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