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五年(1577)九月十三日，張居正父親病逝。按明代禮制，內(nèi)外官吏人等都有“丁憂”制度。如果父母去世，須辭官守孝二十七個月，不計閏月，期滿起復(fù)。但是，如果國事需要，由皇上特別指定，不許辭職守孝，繼續(xù)留任，則稱之為“奪情”。不過，明朝立國以來，除了直接帶兵打仗的官員外，在朝大臣是很少被“奪情”的。

萬歷皇帝給張居正寫了一道諭旨，安慰老師，接著又下了一道“奪情”的圣旨：“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賴，豈可一日離朕？父制當守，君父尤重，準過七七，不隨朝，你部里即往諭著，不必具辭。”

盡管張居正一再上疏要求“守制”，而小皇帝卻堅持“奪情”。張居正畢竟是玩弄權(quán)術(shù)的老手，他最后提出了“奪俸守制”的要求，即在守制期間，照常給皇帝辦事，不拿薪水。萬歷皇帝同意了這一要求，同時命令光祿寺每日給張先生家送酒飯兩桌，有關(guān)衙門每月給張居正送米十石，香油三百斤，茶葉三十斤，鹽一百斤，黃白蠟燭三百支，柴薪二十杠，炭火三十包，到服滿為止。但是，在以宗法、禮教立國的明朝，父死不守孝是有關(guān)天理、人倫的大事。適逢十月初五，天上出現(xiàn)彗星，當時人們認為這是不祥之兆，皇帝下詔求言，于是有人把這件事同“奪情”之舉聯(lián)系起來。

率先上疏的是翰林院編修吳中行。這位隆慶五年(1571)的進士，與張居正有師生之誼，但此時卻上了一道《因變陳言明大義以植綱常疏》，以為“奪情”既不近人倫情理，也不合義理法度。第二天，翰林院檢討趙用賢再上疏，請令張居正奔喪歸葬，事畢回朝。第三天，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又聯(lián)名上疏，奏請令張居正回籍守耕。小皇帝朱翊鈞龍顏大怒，他覺得吳中行四人的矛頭不只是對著張先生的“奪情”，也是對自己權(quán)威的藐視。他決定效法列祖列宗，對直言犯諫的大臣施行慣用手法——廷杖。吳中行、趙用賢各六十棍，被打得死去活來;艾穆、沈思孝各八十棍，刑后收監(jiān)充軍。

朝臣中竟也有不被這場嚇倒的，那就是刑部觀政進士鄒元標，他對張居正素?zé)o好感，就在四人廷杖的當天，他義無反顧地將自己的奏疏呈上，矛頭直指張居正的諸般過失。結(jié)果，鄒元標也被廷杖，遣戍都勻衛(wèi)。同時遭廷杖的還有一位來自浙江余姚的布衣姚韓，他也上了一道萬言疏指責(zé)張居正，被打后發(fā)送原籍。

反對張居正“奪情”的斗爭終于被鎮(zhèn)壓下去了，但張居正在士林中的聲望卻從此一落千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