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清朝入關(guān)之初，皇太后和順治帝禮遇外國傳教士湯若望，為清帝了解西方開啟一扇窗戶;但隨著順治帝病故，湯若望被訐告，下獄而死，從而使這扇中西文化交流的窗戶剛打開便被關(guān)上。

湯若望是德國人，耶穌會士，明末被征參與天文推算，設(shè)館于今宣內(nèi)南堂，順治初，湯若望掌管欽天監(jiān)事，受命修成《時憲歷》并頒行，他因此獲得太常寺少卿銜，后成為清朝命官，皇太后尊湯若望為義父，順治尊稱其為“瑪法”(滿語“爺爺”的意思)。

順治帝向湯若望學習天文、歷法、宗教等知識，以及治國之策，順治曾24次親到湯若望館舍，或召湯若望入宮，君臣暢談，竟至深夜;湯若望向順治先后呈遞300多件奏帖，陳述建言，皇太后懿意立皇三子玄燁，征詢湯若望的意見，他以玄燁出過天花為由，支持皇太后的旨意，順治帝便一言而定玄燁繼承皇位。

史書說湯若望“直陳萬世之大計”，陳垣說：“吾嘗謂湯若望之于清世祖，猶魏征之于唐太宗?！表樦蔚?4歲病故，不久湯若望被楊光先訐告而下獄，后死于羈所，這扇中西文化交流的窗戶剛打開便被關(guān)上，是為第一次。

第二次，在康熙朝，西方耶穌會士將西方科學技術(shù)最新成果送到皇宮，使得康熙對歐洲國家的社會、地理、人文、科技等都有所了解，由此組建了被西方譽為清朝皇家科學院的“蒙學館”，但康熙死后，人亡政息，沒有使之成為國家政策和政府行為。

那個時候測繪的《皇輿全覽圖》，可以作為一例明證，暢春園的“蒙學館”被西方譽為清朝皇家科學院，然而，康熙皇帝僅作為個人的興趣、需要，而沒有像俄國彼得大帝一樣再往前邁一步，使之成為國家政策、政府行為，可惜，康熙死后，人亡政息，是為第二次。

第三次，雍正時期，天主教與儒家傳統(tǒng)發(fā)生沖突，雍正帝驅(qū)趕天主教徒、廢除天主教堂，在維護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同時，也把通往西方科技文化的窗戶關(guān)上。

在雍正朝，全國天主教堂約300座，受洗教徒約30萬人，天主教與儒家傳統(tǒng)發(fā)生沖突，雍正初年，驅(qū)趕內(nèi)地耶穌會士到澳門、封禁天主教堂改其為“天后宮”，浙江巡撫李衛(wèi)在雍正帝支持下，撰寫《天主教改為天后宮碑記》說：我皇上“去荒誕狂悖之教，而移以奉有功德于蒼生之明神，不勞力而功成，不煩費而事集，此余今日改天主堂為天后宮之舉也?！?/p>

如果說將天主堂改為學宮，尚有普及教育的正面作用;而將天主堂改為天后宮，兩者都在供奉“明神”，沒有本質(zhì)的不同！顯然，雍正帝最關(guān)心的是“天主”與“人主”的矛盾，是“一國之中寧有二主耶”？他還是為著帝王的專制，雍正帝驅(qū)趕天主教徒、廢除天主教堂，在維護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同時，順手把通往西方科技文化的窗戶關(guān)上，是為第三次。

第四次，乾隆朝，英國使臣喬治?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但乾隆帝高傲自大，固步自封，造成了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失敗，乾隆帝看不到世界發(fā)展的潮流和工業(yè)科技的進步，拒絕了英國的要求，堵塞了交流的渠道。

在避暑山莊淡泊敬誠殿的萬壽慶典上，英使會見乾隆帝的禮儀成為爭論的焦點，清朝要求馬戛爾尼行三跪九叩禮——“一到殿廷齊膝地，天威能使萬心降?！毕鹿虮硎居摹皻w降”;馬戛爾尼只同意行單膝跪禮，馬戛爾尼遞交了英王用英、法兩種文字書寫的表文，要求英國派代表常駐北京，乾隆帝認為：此不合天朝體制，斷不可行。

馬戛爾尼還要求：允許英國商船在珠山(今舟山)、寧波、天津等處經(jīng)商，允許英國商人在北京設(shè)一個買賣貨物的洋行，并在珠山、廣州附近劃一個小島為英國商人存放貨物等，乾隆向英王發(fā)出回書，對英王的上述要求，逐條批駁，斷然拒絕，這標志著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之失敗。

乾隆帝高傲自大，固步自封，陶醉于天朝上國的迷夢之中，他看不到世界發(fā)展的潮流和工業(yè)科技的進步，拒絕了英國的要求，堵塞了交流的渠道，是為第四次。

第五次，嘉慶朝，英王第二次派遣以羅爾?阿美士德為正使的訪華使團，再次向中國提出通商的要求，再遭拒絕，從而使清朝堵塞了中西交流的渠道，失去了向西方借鑒、學習的機會。

嘉慶帝以“蕞爾小國”，前來“輸誠”，而“勉從其請”，這次還是因為英使拒絕向嘉慶皇帝行三跪九叩禮，而被降旨：“該貢史等即日返回，該國王表文亦不必呈覽，其貢物一一發(fā)還?！笔褂钩急或?qū)逐出境，清朝堵塞了中西交流的渠道，失去了向西方借鑒、學習和吸納的機會，是為第五次。

第六次，道光朝，清政府在鴉片戰(zhàn)爭中吃了敗仗，但不從失敗中總結(jié)教訓，臥薪嘗膽，奮發(fā)圖強，進行改革，卻繼續(xù)封閉，狂妄自大。

在道光朝，清政府與英國簽訂了喪權(quán)辱國的《南京條約》，失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從失敗中汲取教訓，繼續(xù)封閉，狂妄自大，本來應(yīng)當在鴉片戰(zhàn)爭后，總結(jié)教訓，臥薪嘗膽，奮發(fā)圖強，進行改革;然而，道光皇帝以穿帶補丁的褲子顯示節(jié)儉，撿芝麻而丟西瓜，拒不汲取教訓，拒絕改革圖新，是為第六次。

第七次，同治朝，恭親王奕忻實行同治新政，派出留學生，但不久卻遭節(jié)制，致使同治新政夭折，清朝再次梗塞了中西交流的渠道。

在同治朝，恭親王奕忻實行同治新政，派出留學生，引進新機器，創(chuàng)辦新工廠，開始有了一股維新圖強的新鮮空氣，同治三年(1864年)，清軍“江寧克復”，第二年就對奕忻“罷議政王及一切職任”，后命奕忻“仍在內(nèi)廷行走”，只讓做事，不給職權(quán)。

七年，捻軍威逼京畿，又命奕忻節(jié)制各路大軍，同治親政，奕忻“降郡王”，奕忻的軍機大臣三任三罷，同治新政夭折，后以剪辮子等理由調(diào)回留美學生，日本恰在同年實行“明治維新”，走上富國強兵之路，清朝再次梗塞了中西交流的渠道，是為第七次。

第八次，在光緒朝，光緒帝實行戊戌變法，但由于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矛盾，以慈禧為首的頑固派卻將這場維新變法葬送。

戊戌變法可以說是歷史給清朝最后一次圖強維新的機會，然而，慈禧集團以權(quán)力與恩怨為重，以社稷與民意為輕，以慈禧為首的頑固派發(fā)動戊戌政變，將這場維新變法葬送，是為第八次。

在分析清朝歷史上的八次歷史機遇的過程中，我們也必須看到：清朝同中國歷史上其他皇朝所處時代不同，其時，英、美、法、德等西方列強，已經(jīng)過資本主義工業(yè)化、資產(chǎn)階級民主化;日本、俄國也經(jīng)過變革而逐漸強大，清朝面臨生死存亡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