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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密:東晉“門閥”如何造就家族腐敗奇葩

        2016-11-29 12:55:56  來源:360常識網(wǎng)   熱度:
        導(dǎo)語:正是因為階層流動不起來,而士族本身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了南北朝后期,終于發(fā)展成為阻礙社會政治進步的種姓毒瘤。王敦、王愷、桓溫、庾

        正是因為階層流動不起來,而士族本身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了南北朝后期,終于發(fā)展成為阻礙社會政治進步的種姓毒瘤。王敦、王愷、桓溫、庾亮等人,搞腐敗的搞腐敗,搞小圈圈的搞小圈圈,搞政變的搞政變,禍國殃民,下場自然也慘。

        談?wù)勎簳x和南朝的門閥士族問題

        啥是門閥?

        士族,基于氏族,同為仕族,歸于世族。這個生動的古代政治標本顯示,利益集團的形成,也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東漢后期的士大夫中,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公務(wù)員世家。因為當(dāng)時士人主要通過察舉、征辟出仕。被舉、被辟的人成為舉主、府主的門生、故吏。如果出于公心,你舉薦來他做官,賢能上任,自然沒有問題。

        可是,現(xiàn)在問題偏偏來了。有的門生、故吏不論才德,為了利祿不惜諂附、賄賂以求固結(jié)。部分大官僚也樂得與自己的門生、故吏結(jié)成利益集團,以增加自己在朝中的政治能量。兩者是可取所需,這就形成一個巨大的既得利益群體。從魏晉到南朝,愈演愈烈,以至于后代無論何人修史,這些都成了繞不過去的奇葩現(xiàn)象。

        反面教材

        等等,各位看官到了這里,是不是想起來“俠客島”芳鄰“學(xué)習(xí)小組”最新的那篇文章?里面習(xí)主席的一段話成了最新熱議的焦點——

        “黨內(nèi)決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決不能搞小山頭、小圈子、小團伙那一套,決不能搞門客、門宦、門附那一套,搞這種東西總有一天會出事!有的案件一查處就是一串人,拔出蘿卜帶出泥,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實上的人身依附關(guān)系?!?/p>

        瞄準的反面教材似乎就是門閥類的樣本吧。

        那個年代不興反四風(fēng),沒有八項規(guī)定。當(dāng)年權(quán)臣王愷和石崇斗富的故事,相信各位看官都耳熟能詳。

        有錢就是任性嘛。只是大家想想,窮奢極欲搞攀比,他們糟蹋禍害的,還不都是民脂民膏?王愷曾經(jīng)設(shè)宴會,讓女伎吹笛。女伎吹得稍微不合聲韻,就被王愷活活打死了。

        當(dāng)年劉邦打下漢天下,收拾民心使用的就是古代司法公平的1.0版,即“殺人者死,傷人者及盜抵罪”。

        一個視生命尊嚴和法制約束為無物的社會,他的體制大概是漸漸病入膏肓了。

        當(dāng)時的組織風(fēng)氣和社會風(fēng)氣很不正常。

        東晉有個尚書令叫刁協(xié),頗有那個時代“三嚴三實”身體力行者和奮力捍衛(wèi)者的味道。這樣一個高級官員,因不肯與當(dāng)時門閥世族相沉浮,不滿他們凡事崇上抑下,而且對優(yōu)游無事、貪污腐化、朋黨比奸、趨炎附勢的風(fēng)氣深惡痛絕,成了當(dāng)時士族山頭頭目王敦的眼中釘肉中刺。最后王敦甚至假借“清君側(cè)”的名義,在武昌動用國家公權(quán)和暴力機器舉兵伐之。

        山頭主義門閥為啥長不了

        這就不難理解了,為何搞“山頭主義”封閉圈子那一套,必然會出事。因為門閥士族,就是通過仕宦途徑和婚姻關(guān)系來維護門閥制度,形成封閉性集團。這種封閉性和排他性,必然給政治穩(wěn)定帶來種種動蕩不安。

        這種等級森嚴的士族制度,只要進入他們的核心圈子,就可以坐上火箭飛升,“平流進取,坐至公卿”,比什么西山會快多了。至于文武才能,吏治考績,那些都是浮云。一個祖上資蔭,便可抵祖逖北伐之功。

        梁時流行一句諺語:“上車不落則著作(郎),體中何如則秘書(郎)”。意思是說,那些士族子弟生下后,只要到坐車掉不下來的年齡,便可做著作郎;只要會寫兩句信中問候的客套話,便可當(dāng)秘書郎。所以紈绔子弟們,一個個“熏衣、剃面、傅粉、施朱”,打扮得妖里怪氣,還要裝得“從容出入,望若神仙”。

        這樣的接班人,能靠得住嗎?這樣的政治,豈止是腐敗兩字所可以概括。

        套用千年以后美利堅的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里所說的,門閥士族的政治體制發(fā)生了所謂的固化,固化到一定程度就失去了彈性。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凡是固化的東西,不是被風(fēng)干,就是要壞死。因為環(huán)境、社會和這個世界變了,可是政治體制沒有辦法去推動質(zhì)變,來適應(yīng)外部環(huán)境和社會內(nèi)在的變化,那么這個政治體制就發(fā)生了政治衰敗。衰敗的最直接表現(xiàn),就是魏晉南朝長期積貧積弱,面對北方的少數(shù)民族政權(quán)無能為力。

        有人說,任何政治制度發(fā)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存在封閉的慣性和傾向。但如果要繼續(xù)發(fā)展下去不至于車顛船覆,則必須改弦易轍秉持一定的開放性才行。比如后來隋唐遂行的科舉制,就是對門閥士族制度最好的糾偏。選賢任能,保持社會流動通道暢通,這種思路,即使在今天看來,依舊是行之有效的。

        有的人卻與此背道而馳。甚至發(fā)展為家族式腐敗,為此不惜全家腐,落了個要在監(jiān)獄里照全家福的下場。究其原因,一個重要的節(jié)點就是“門閥士族”的陰魂觀念不散,比如貪腐都是為了孩子,希望他們讀名校、用名牌,開豪車、住豪宅,甚至將來居高位,子子孫孫無窮饋也。

        還是舉一個洋人的例子吧。巴菲特腰纏萬貫,但他并不準備將自己的財產(chǎn)都留給子女,而是逐漸將他擁有的財富捐給基金會做慈善事業(yè)。因為人家看得很清楚。巴菲特告誡孩子們說:“那種以為只要投對娘胎便可一世衣食無憂的想法,損害了我心中的公平觀念。”

        跑題了,言歸正傳。正是因為階層流動不起來,而士族本身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了南北朝后期,終于發(fā)展成為阻礙社會政治進步的種姓毒瘤。王敦、王愷、桓溫、庾亮等人,搞腐敗的搞腐敗,搞小圈圈的搞小圈圈,搞政變的搞政變,禍國殃民,下場自然也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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