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在處理胡黨案時，發(fā)明了一項史無前例的罪名。

這起史無前例的罪名叫什么呢？

通倭罪。

倭是古代中國對日本的簡稱，不是蔑稱，古代日本也是接受這個封號的，只是到了中世紀以后，才改稱日本。按照朱元璋后來的偵破結果，胡惟庸不僅成了中國最后一個丞相，而且還創(chuàng)造一項中國歷史紀錄——勾結日本的第一個中國國字號漢奸。在胡惟庸之前，中國還從未出現(xiàn)與日本有染的亂臣賊黨。

那么，話說后來，這個朱元璋發(fā)現(xiàn)的日本是誰派來的？胡惟庸是怎么勾搭上日本人的呢？具體說來又牽出一大案：林賢案。

林賢是誰？明史沒有這個人的列傳，只說他是朱元璋任命的明州衛(wèi)指揮史。明州，也就是今天的寧波，是明中國東海門戶。拿今天話來說，林賢身份相當于中國東海艦隊司令。

明朝對林賢案的官方描述，是一個很詭異的“諜戰(zhàn)”故事——

這位林指揮史是個好大喜功的人。早在進京述職時，胡惟庸就吃定了他，準備將他發(fā)展為自己死黨。如何利用這個好大喜功的家伙為自己所用？有一次，胡惟庸給林賢設了個套，告訴他有一對日本商貢船要經過他的防地，讓當做倭寇船打擊，出動官船去火燒一氣，然后，向朝廷報告“抗倭大捷”。結果，一心想邀功求賞的林賢如是這般做了，不料胡惟庸背后捅刀子，向朱元璋揭發(fā)這起“火燒戰(zhàn)船”的游戲，結果林賢遭到重罰。處罰的方式比較詭異——撤了職，沒有移交司法機關處理，而是發(fā)配日本。而更詭異的是，過了三年，胡惟庸派人去日本，暗自將林指揮召回，威脅加利誘，使林賢別無選擇，成了胡黨一員。胡惟庸與林賢共商大計，主要思路是借兵日本，里應外合，陰謀顛覆洪武政權。于是，林賢領命，回到日本開始準備。

隨后，這起諜戰(zhàn)劇除了胡惟庸和林賢外，出現(xiàn)第三個關鍵人物，那就是日本高僧如瑤藏主，這個人明為高僧，實際上是高級刺客。朱元璋發(fā)現(xiàn)的，那個往來胡家大院的人，就是如瑤藏主使者。

在巨大的物質利誘下，這個如瑤藏主與林賢一拍即合。殺手嘛，出個好價錢就干。兩人籌劃配合胡惟庸變天的一條毒計：帶四百日本武士，扮成僧人模樣朝貢大明，向朱元璋進獻巨燭，也就是大蠟燭，里邊藏著兵器暗器，伺機暗殺朱元璋。我們知道，日本武士搞暗殺可謂天下第一，他們一不怕死，二擁有對主人的絕對忠誠。如果這伙人真靠近朱元璋，洪武大帝還真兇多吉少。

但是誰知人算不如天算，沒等胡惟庸和日本人動手，朱元璋先下手了。

胡惟庸的馬仔、御史中丞涂節(jié)反水，告發(fā)胡惟庸有謀反計劃。隨后，有個叫云奇的內史火線告御狀，發(fā)現(xiàn)胡惟庸醞釀的一起“重大政變”，史稱“云奇告變”。說他在經過胡惟庸家門口時，發(fā)現(xiàn)墻道里藏著士兵，宅院旌旗招展，刀槍林立，這是意圖兵變跡象。朱元璋聞訊迅速采取行動，抓捕胡惟庸及其黨羽。胡惟庸頃刻倒臺。

朱元璋拿下胡惟庸后，宣布立案偵查。隨后，他用了大量時間，來對付日本人的刺殺行動。而不知道日本人那邊，是情報工作不利，還是明朝對日本封鎖了消息，總之胡惟庸出事后，林賢伙同日本如瑤藏主帶四百武士，還是按既定方針辦，如約入境了。早已識破此計的朱元璋，將計就計，設個反埋伏，來個請君入甕，將他們一網打盡。這個假朝貢真行刺最后沒有成功。四百日本精兵全被朱元璋發(fā)配到云南邊疆，當邊民去了。

這起暗殺事件自始至終沒有胡惟庸身影，但卻成為胡惟庸里通外國的鐵證。破獲此案的朱元璋很興奮，將林賢案視為胡黨案重大突破，排在胡黨案第九系列。列入親自牽頭編寫的“反面教材”《大誥三編》，但細心的人們發(fā)現(xiàn)，此案有很多可疑之處，我歸納為三大疑點：其一，當時日本并非明朝藩屬國，何以成為接受明朝官員流放地？其二，明初日本內戰(zhàn)不絕，自己國家尚未統(tǒng)一，有何實力去顛覆他國？其三，時間對不上號。明史記載，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事發(fā)，洪武十九年，“林賢獄成”，而日本史料記載，洪武十六年，如瑤藏主入貢大明。也就是說，這三件事，每個相隔三年，那三個人，誰也不挨誰。不能排除，朱元璋在定胡惟庸通倭奇罪時，發(fā)揮了豐富想象力，愣是把三個故事整合成了一個故事。

那么，朱元璋為什么要這么干呢？非要把胡惟庸和日本人連在一起呢？

我試著挖掘了一下這段歷史， 從一段洪武大帝的抗日神劇中找到了答案。

縱覽中國歷史，凡是建立中原王朝皇帝，登基后經常面臨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總有外敵與中原王朝并存。這些外敵大多從陸地而來——大多為與中原接壤的草原游牧部落。作為大明開國皇帝的朱元璋，也遇到了同樣問題，但情況有些不同——一部分外敵從海上而來。其中，來自日本的“倭寇”騷擾最早最頻繁。

這些日本倭寇，戰(zhàn)斗力極強，憑著十幾條船只，在中國東南沿海如入無人之境。必須指出的是，元末明初時的所謂“倭寇”，與后來大舉進攻中國的“日寇”不同，不是政府正規(guī)軍，而是日本政府也管不了的浪人海匪。就像21世紀的索馬里海盜，索馬里政府也奈他不得。

那么，這些倭寇在中國沿海干了什么？為什么戰(zhàn)斗力那么強？官兵打不過他們？明朝著名白話小說三言二拍中，有一篇《楊八老越國奇逢》，道出了實情：

這幫倭寇，為首的是日本浪人，而還有一部分從眾，竟然是中國人。這是怎么回事？原來這些日本浪人武士，到中國沿海，主要干兩件事，一是搶東西，二是還搶人。對搶來的中國人，他們分三種處理方式，老弱病殘，一概殺死，年輕婦女，奸淫擄掠；強壯青年，脅迫入伙。每抓到一個中國青壯年，就不由分說，剃頭抹油，打扮成和他們一樣模樣。每遇戰(zhàn)事，就讓這幫假鬼子打頭陣。而中國官府有這樣規(guī)定，官軍只要砍掉一顆倭寇人頭，就可以拎著領賞。所以平常這幫官兵，看著百姓光頭，為邀功請賞都沒準砍下來；何況在戰(zhàn)場，哪管你是日軍偽軍。所以那些被剃了頭的中國壯丁，知道沒好，一旦到了戰(zhàn)場，就干脆一往無前，非常賣命，敢死隊一樣。而那些真倭寇，就像后來日軍一樣，只等偽軍打頭陣，隨后殺出。如此，就令官軍難以招架，所以屢戰(zhàn)屢敗。

倭寇之亂從元鬧到明，在大明初期愈加厲害。礙于日本海盜越鬧越兇，明太祖朱元璋登大寶之初，就馬上做了一件事，派使臣向日本下國書。主要向日本表達兩層意思：一希望他們來朝拜新中華之主。二是責令他們配合大明圍剿擾明倭寇。

但是，使臣到達日本后，令朱元璋驚呆的事發(fā)生了。

日本不僅沒來朝貢，而且還砍了使者的腦袋。這是怎么回事呢？

史料顯示，日本時值南北朝時期，南強北弱，南朝的實際統(tǒng)治者叫懷良親王，所謂親王，不是皇帝的兒子就是皇帝的兄弟，是僅次于皇帝一等王爵。據(jù)說這位懷良親王是后醍醐天皇之子，作風強硬，他斬殺大明使者，明擺著是向大明開國皇帝朱元璋示強。

那么，小小日本，為何敢對大明示強？想當年，漢唐時代中國使者去日本，日本王室都是高接遠迎，為何此時對明朝翻臉？懷良殺明朝使者底氣從何而來？

日本王室對中國的態(tài)度轉變，說起來，與兩場歷史巨變有關。

其一，兩宋滅亡；其二，日本抗元。兩宋滅亡前，中國是日本的榜樣。日本對漢唐文明頂禮膜拜，對宋文化也是崇拜有加，蒙古滅宋，開啟了少數(shù)民族統(tǒng)治全中國先河。宋亡后，華夏的正統(tǒng)形象在日本人心目中破滅。不少日本史學家將宋朝滅亡視為古典意義中國的結束，即所謂“崖山之后，已無華夏”。對于那時中國，日本人的心情是復雜的，既有榜樣破滅的遺憾，另外還有此消彼長的心理變化。忽必烈滅宋后，驅戰(zhàn)船直取日本。借助“神風”——其實也就是臺風，日本兩次打敗蒙元遠征軍。通過抗元，日本信心和野心大漲——蒙古滅宋，卻不能滅日。中國不過如此，我們有朝一日也可以征服他。雖然百年之后，朱元璋率漢人復國成功，但繼起的明王朝在野心暴漲的日本人眼里，已經失去了正統(tǒng)地位，他們不拜元，也不拜明。

所以，懷良才敢于斬殺大明使者，他一不認大明為中華正統(tǒng)，二是通過朱元璋示強樹立國內權威，他料定明軍不敢來打日本，忽必烈辦不到的事，朱元璋也未必能辦得到。果然，朱元璋沒有讓懷良感到失算和后悔。

很多愛好歷史的觀眾都知道，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對日本恨之入骨的皇帝之一。朱元璋為什么恨日本？上邊這個故事已經交代清楚了，倭寇騷擾，使者被殺，日本朝野都不買他的賬。但是，朱元璋終其一生，卻沒有跟日本開一仗。即便使臣被殺，也沒有對日本興師問罪，這又是為什么？

這可以從后來朱元璋留給子孫的鐵券丹書中尋找答案。

朱元璋臨終前，曾留給后代子孫一本鐵券丹書，明確將十五個國家列為“不征之國”。其中，日本赫然在列。其余十四個國家都是誰呢？

“朝鮮、大小琉球、安南、占城、真臘、暹（xian）羅、蘇門答臘、瓜哇、湓亨、白花、三佛齊、渤尼、西洋頊(xu)理”。這十五個國家都是什么“成分”？可以今日名稱比照。“琉球”就是現(xiàn)在的日本沖繩，“安南”就是越南，“真臘”就是柬埔寨，“暹（xian）羅”就是泰國，“渤尼”就是文萊，“蘇門答臘”“瓜哇”屬今日印尼，“西洋頊(xu)理”有說印度，“占城、三佛齊、白花、湓亨”這些古國已經沒有了，成為中南半島、菲律賓群島、馬來群島和印尼群島一部分。

由此，可一現(xiàn)端倪。這十五個國家有個共同特點，均與海相鄰——不是島國，就是半島國，均可稱得上是海洋國。這說明什么呢？

說明朱元璋是個“中國式皇帝”，沒有“走向深藍”之志。對于海戰(zhàn)，他既無欲望，也無信心。他給子孫留下的，其實就是“不打海洋國”的鐵誓盟約。中國天子只要管好中國事、統(tǒng)治好中國百姓就行了，對夷狄之國，尤其是隔海島國，力避“勞師遠征”。大明戰(zhàn)船，是向世界炫耀財寶的，不是炫耀武力的。

今天我們可以說，朱元璋奉行的和平外交初衷是好的，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不是你不打人家人家就不打你。明初時的日本王室，根本不接受朱元璋釋放的善意。他們不僅不朝貢、殺大明使臣，甚至縱容倭寇，對大明沿海主動發(fā)起更猛烈的沖擊。打又打不得，不打又不消停。怎么辦？洪武皇帝情急之下，想出了一個“抗日絕招”——令人做了一把仿日折扇，命名為“倭扇”，在扇面上，他提寫了一首蕩氣回腸的“反日詩”，名喚《倭扇行》：

滄溟之中有奇甸，人風俗禮奇尚扇，

卷舒非矩亦非規(guī)，列陣健兒首投獻。

國王無道民為賊，擾害生靈神鬼怨，

觀天坐井亦何知，斷發(fā)斑衣以為便。

浮辭嘗云弁服多，捕賊觀來王無辯。

王無辯，折褲籠松誠難驗。

君臣跣足語蛙鳴，肆志跳梁于天憲，

今知一揮掌握中，異日倭奴必此變。

這首蕩氣回腸的“反日詩”可以在《明太祖集》中查到，是朱元璋的得意大作。你別看朱元璋文盲出身，但經過自學，還成了一個挺不錯的詩人。在這首詩中，朱元璋明確將日本定性為“國王無道民為賊”小丑國，發(fā)出對日本挑戰(zhàn)大明的鄙視，同時，他也料到日本日后一定會成為中國一大外患。但卻沒有為本國、為子孫拿出具體的對應之策，只是表示要把日本像折扇一樣，“一揮掌握中”。

如此這般，把倭扇帶在身上天天握在手上，就等于天天“把玩日本”，日日“抗倭大捷”了吧。朱元璋此舉，真是夠絕，達到了“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新境界，不廢一刀一槍、一兵一卒，就取得了抗日勝利——至少是精神及意念上的完勝。

故事講到這里，觀眾就不難理解朱元璋制造胡惟庸通倭罪的初衷了。所謂通倭罪，實乃一石二鳥之計。朱元璋一看日本煩得慌，二看胡惟庸不解氣，所以借題發(fā)揮，羅織了“如瑤藏主、林賢、胡惟庸”這個“通倭”的“證據(jù)鏈”。胡惟庸被云奇告發(fā)時，據(jù)稱宅院里旌旗招展。而區(qū)區(qū)一宅之地，能有多少兵力？可能朱元璋覺得這樣定個兵變也不好意思，所以在追加通倭罪時，特意給胡惟庸加上了“四百日本精兵”，從而將本國奸相和敵國賊寇一勺燴，取得了英明皇帝及其民族精神的“偉大勝利”。

當然，我的這個推斷，也屬于一家之言，我姑妄說之，大家姑妄言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