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時期，也是有恐怖分子的。他的恐怖事件策劃能力不亞于今日的ISIS組織。這個人叫做周漢，是晚清時期的鄉(xiāng)紳。你要知道，周漢是一個相當出色的煽動家。其撰寫的宣傳資料，全部使用大白話，用詞粗鄙，高度迎合底層民眾的認知能力。如把耶穌說成“豬精投胎”，把傳教士稱作“鬼叫頭”;指控傳教士“制迷藥”把教民迷了，“進了鬼叫，老婆媳婦女兒自然不明不白，心甘情愿相陪那鬼叫頭睡覺”;并撰刻諸多圖文并茂的宣傳品，向不識字的民眾直觀展示傳教士“挖眼剖心”的場景。

周漢的成功煽動和人們的意識形態(tài)有關系？

在周漢之前，儒家知識界與來華傳教士曾產(chǎn)生過不少沖突，但從未出現(xiàn)過“肉體消滅”的恐怖主義號召。周漢可謂發(fā)出這種號召的第一人。

在《鬼叫該死》的扉頁里，周漢題詞：“每人細讀，傳說他人，鬼子再多，定要殄滅”;在《徐五屠夫刊布》(周漢將天主教稱為“豬”，故假托屠夫而作此文)里，周漢號召“怯豬之心不可有，害豬之心不可無”、“害人是賊，害豬是杰”;

在《湖南通省公議》里，周漢號召湖南民眾全部起來“驅鬼”，如有敢阻撓、為“鬼”說話者，立即擊殺，尸體棄之荒山以喂虎狼;如有敢將土地房屋賣給“鬼”者，將業(yè)主與經(jīng)辦人全家殺盡，產(chǎn)業(yè)充公，作為“滅鬼”經(jīng)費。這種恐怖主義煽動，終于在1891年釀成“長江教案”，震驚了世界。

周漢能成功煽動的重要原因是什么？

第一，儒家文明在與西方文明的激烈碰撞中，漸處劣勢。首任駐英公使郭嵩燾曾參觀、研究過英國的政治運作，感慨儒家理想中的“三代之政”，也不如“蠻夷”政體優(yōu)良。郭認為，中國靠圣人治國，西洋將政治“公之臣庶”。

第二，周漢本人具有一種大無畏的“道德力量”。周高度崇拜儒家古圣先賢，為驅逐異文化，保持儒釋道三教的純潔，對現(xiàn)實的個人利害可以渾然不顧。曾有志同道合者因散發(fā)反教煽動資料而被捕下獄，周漢獲知后主動致信湖北巡撫譚繼洵。

第三，整個兩湖儒家知識圈，雖然絕大多數(shù)人都是溫和的“和平主義者”，但同時也都是周漢的同情者。周的恐怖主義煽動，很早就引起了湖廣地方當局的注意，但沒有人制止，長沙知府甚至支持生員利用戲臺來宣傳《鬼叫該死》。

第四，民間會黨為了“發(fā)洋財”，對周漢的恐怖煽動推波助瀾。暴力事件發(fā)生后，當局逮捕了不少參與其事的哥老會分子。據(jù)這些人供稱，哥老會決定“鬧教”發(fā)財，始于1891年3月份，其辦法是：預備匿名揭帖，到處張貼，散播傳教士害死小孩、挖取眼睛的謠言，煽動民眾攻擊、焚燒教堂，幫會分子趁亂搶掠財物，再雇船沿江逃至它處故技重施。

1891年的這場恐怖事件，其發(fā)生機制，集“文化失敗”、“道德感召”、“民意縱容”、“利益誘惑”四者于一身。這一機制，與今日異常猖獗之恐怖主義并無二致。所幸的是，儒學是一種開放的意識形態(tài)體系，清廷也是一個世俗化的政權，所以周漢的恐怖煽動所釀成的流血事件，尚屬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