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給了國人一個世界上最先進的制度，但卻沒法像魔棒一樣，給中國帶來立竿見影的變化。1911年發(fā)生的辛亥革命，快要一百年了。一個紀念日，到了紀念一百回的時候，無論如何，都會熱鬧一下。況且，1911年雙十這個日子，又是中國帝制告終的開始，走向共和的中國，經(jīng)過了一百年。民主共和思想，是否深入人心不知道，至少在名號上，跟上了世界潮流。就憑這一點，也值得慶祝一番。

說起來，這個革命的發(fā)生，多少有點偶然性。從小的方面說，如果當時坐鎮(zhèn)武昌的湖廣總督不是瑞澂，如果他不是炮一響就像個懦夫一樣挖洞逃走，如果他此前的處置不是那么失當，偶然破獲了革命黨的據(jù)點，又拿人又砍頭，而是當眾把繳獲的革命黨人花名冊給燒了，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新軍工程營的槍聲，興許不會變成一場占領武漢三鎮(zhèn)的起義。因為革命黨人這樣零星的槍聲，已經(jīng)響過很多次了，沒有一次成氣候的。就在武昌起義爆發(fā)前的一個月左右，武昌新軍也來過這么一回，但并沒有鬧起來。從大的方面講，如果不是西太后和光緒死后，上臺當政的滿人少年親貴由著性子胡鬧，先是趕走了最能干的袁世凱，得罪了最不該得罪的人，然后又張羅收權，把地方權力收回中央，把漢人的權力收回滿人，革命即使發(fā)生，也成不了氣候。

千不該萬不該的是，在各地立憲派風起云涌立憲請愿的時候，親貴們不答應也就罷了，卻搞了一個皇族內(nèi)閣，讓各地士紳們心里涼到底——從此之后，中國的事，就由這些生在深宮、長于婦人之手的紈绔親貴包辦，士紳們借立憲分權的希望，被徹底浸在了冰水里。這么一來，士紳們把個滿人王朝恨得牙根癢癢，本來聽不進去的革命黨人排滿的宣傳，忽然就入耳了，真是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盡管讓他們放火，他們還是不敢，但只要有人放火，他們是樂于扇風的。辛亥武昌起義第二天，起義士兵群龍無首之際，逼來的黎元洪一言不發(fā)，死活不肯“從逆”，但作為湖北咨議局議長的湯化龍卻來了，一來就不走了，連帶著聽他指揮的商團，也參加了革命。正是由于立憲派士紳的幫忙，不僅穩(wěn)住了局面，而且爭得了外國人的同情，說服了黎元洪改變主意，甚至還策動了前來鎮(zhèn)壓的海軍艦隊的反正，因為艦隊司令的參謀湯薌銘，是湯化龍的弟弟。不僅武漢一地，立憲派幫忙革命，其他地方，也都在幫忙革命，有的地方，立憲黨人干脆自己出頭。最初革命的十幾個省，實際上是革命黨人和立憲黨人平分秋色。

盡管說，革命黨人一直處心積慮要策動革命，但革命的形勢卻一直都不夠成熟。尤其是清廷推行新政改革以來，革命成功的機會相當渺茫。盡管革命黨在政界、學界、軍界有諸多的滲透，很多新軍官兵受排滿宣傳的影響，但革命黨人發(fā)動的大大小小歷次起義，好像沒有一次有成功的希望。收買會黨的起義，像是雇人造反，錢花光了，人也就散了。而且起義都在邊邊角角的地方，鬧與不鬧，都沒有什么影響。而新軍的起義，動靜大了一點，但卻總也形成不了規(guī)模，要不就是時機總也不對。最關鍵的是，每次起義，都沒有社會的呼應，基本上是革命黨人單打獨斗——他們一直以為這樣個人英雄式的單打獨斗可以喚起民眾，只手打天下。為此，暗殺成為起義之外最重要的手段，從南到北，革命黨人都在試制炸彈，炸了這個炸那個，可惜，始終沒把民眾的覺悟炸出來，也沒有把清朝炸垮了臺。

不能否認，革命黨人有救國救民之志，但落到實處，往往奪取政權的心情要占到上風，盡管奪取了政權，他們是為了實行最先進民主共和制度，好讓中國實現(xiàn)跨越式發(fā)展。清朝的改革做得好，尤其是預備實行立憲了，他們感覺自己的機會就渺茫。客觀地說，如果不是有日本這樣一個處心積慮不想讓中國變好的近鄰，這樣的近鄰總是借著幫助革命黨人給中國政府搗亂，革命黨人策動起義的本錢會更少，連宣傳的影響力都會受局限。這是因為，清末的新政改革，的確做得不錯。庚子后的亂局，很快就穩(wěn)定下來，經(jīng)濟得到很大的恢復，外國投資增加，中國人自己辦的工商業(yè)也呈現(xiàn)興旺的景象。新政的各項事業(yè)，都在穩(wěn)步前進。原來以為會引發(fā)強烈反彈的廢科舉改革，居然平穩(wěn)度過，新學堂遍地開花，雖然問題成堆，但新式教育從此生根。軍事改革、法律改革、官制改革、財政金融改革、地方自治乃至預備立憲，都在穩(wěn)步推行。盡管有庚子賠款的巨大壓力，但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都在大幅度增加，到辛亥年，朝廷的歲入居然達到破紀錄的兩億四千萬有余，而各地財政，也大多有結余。爆發(fā)武昌起義的湖北，打開藩庫的革命黨人，發(fā)現(xiàn)他們拿下的這個政府，居然有四千萬元左右的存銀。事實上，正是有這些結余，各地的起義者才賴以招兵買馬，擴張軍隊，維持了革命的命脈。新政的推行，不像以往很多論者所說，事業(yè)一塌糊涂，引起了民眾的強烈反抗。新政后期，整體上社會治安良好，大的股匪都招安了，小的匪盜得到控制。所謂民眾對新政的反抗，只有少數(shù)地區(qū)比如山西有對興辦新教育不滿的騷動，有民間結社干草會所謂“燒學堂，打先生”的騷動，但規(guī)模并不大。其他的所謂反抗，主要集中在反抗丈量土地和清查人口方面，但騷動也都是小規(guī)模低烈度的。以往的研究，往往先驗地認為凡是王朝覆滅，必定是政治紊亂，民不聊生，遍地烽火，其實，清末恰恰不是這樣。政治雖然談不上清明，但比起庚子之前，卻要好得多，民眾生活也談不上安定，但比起庚子之前，也要好得多。我們建國后史學界為了驗證清朝腐敗、天下大亂所做的統(tǒng)計，驗證辛亥前一年，整個國家的民變 [實際上有些夸張] 次數(shù)，大約一萬起。即使這個夸張的數(shù)字，放到這么大的國家里，實在算不了什么。

但是，主持變革的當家人，畢竟是一個剛剛犯過大錯的集團，而且是一個少數(shù)民族集團。像鼓動借助義和團盲目排外這種逆時代潮流而動的大錯，不僅導致八國聯(lián)軍入侵，國家主權大幅度喪失，而且造成了國家巨大的動蕩和損失，數(shù)額達到四億兩的庚子賠款，等于是在國家經(jīng)濟的血管上開了巨大的失血口。這樣的錯誤，大大降低了這個政權的合法性。由于這樣的一個錯誤，革命黨人持續(xù)排滿宣傳，才有了市場。更多的漢人精英意識到原來這個朝廷是異族政權，從而使大清王朝的合法性進一步降低。剩下來的事，只能辦好，不能辦壞，一旦辦壞，大家就會認為是非我族類的緣故。

然而，西太后之后少不更事的少年親貴們，卻大大地錯估形勢，不知道自己吃幾兩干飯，居然想通過把權力攬到自己手里，鞏固統(tǒng)治。殊不知，滿人政治能力退化，已經(jīng)有一百多年，而政治格局的滿輕漢重，內(nèi) [朝廷] 輕外 [地方] 重，也已有幾十年的工夫，早成定局。滿人中的能人，有經(jīng)驗的政治家，西太后和奕在世的時候，都得承認現(xiàn)實，而以攝政王載灃為首的這種二十多歲的少年親貴，既無從政經(jīng)驗，也無政治能力，居然敢貿(mào)然收權攬權，不壞事才怪。武昌軍興，親貴們六神無主，馬上實行立憲，廢掉皇族內(nèi)閣，答應所有立憲派的要求，但是已經(jīng)晚了，人們不再給清政府機會了。從后來的歷史看，這不僅是滿人的悲劇，也是中國的悲劇。史家一直在說，辛亥革命期間，袁世凱始終在謀求自己的利益，取孫而代之。其實，在南北談判期間，他倒是竭力想維持一個虛位的清朝帝制，一個由漢人實際統(tǒng)治、大清皇室掛名的統(tǒng)治模式。這個模式，也得到英國和日本的贊同。在他們看來，中國人根本沒有做好實行共和制的準備。顯然，袁世凱在這點上跟他的好朋友，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有高度的共識。這期間，也有人提出可讓孔子后裔和明朝皇族后裔來當皇帝，繼續(xù)維持君主立憲體制。然而，毫無勢力的孔子后裔和明皇后裔顯然出不了山，保存大清虛名的努力，事實上也不可能，即使袁世凱逼使攝政王載灃退位，完全意義上的君主立憲已經(jīng)告成，南方的革命黨人仍然不肯退一步，在情勢上也退無可退，好講中庸的國人，其實從來都不會妥協(xié)，共和這一步邁出來，所有參與其中的人，包括前立憲黨人，都騎虎難下，加上所謂最先進制度的誘惑，革命發(fā)生后的中國只能往前走。

革命最大的危險，是會帶來社會的動蕩，甚至導致外國的干涉。這一點，是當初革命和立憲兩派論辯的主題。辛亥革命期間，日本的確考慮過武裝干涉的可能性，只是因為英美的反對而作罷，而革命過程的動蕩不大，也是外國干涉沒有發(fā)生的一個重要因素。應該說，從近代革命史角度，辛亥革命算是一場動蕩和破壞比較小的革命。立憲派的高度參與，極大地降低了破壞的程度，而革命黨人，也在刻意減少革命帶來的動蕩。為此，他們不準農(nóng)民革命，不進行底層動員。但是，另一個他們老早就依賴的勢力，卻趁革命之機登上政治舞臺，這就是會黨，還包括一些綠林好漢。雖然說，跟會黨合作是革命黨的傳統(tǒng)，但在辛亥革命過程中，他們還是盡可能對會黨勢力進行了遏制，有的地方，甚至出現(xiàn)了鎮(zhèn)壓。但是，會黨這種中國社會中的準黑社會力量，還是冒了頭。畢竟那么多年革命黨對會黨的聯(lián)絡和利用，不可能一下子斷了關系。從地下冒出來的會黨，對革命后的秩序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各地會黨公開露面，大開香堂，大散海底，在底層社會建立準黑社會的秩序，導致革命黨人聲譽大壞。二次革命，貌似強大的革命黨，在袁世凱的打擊下，不旋踵即土崩瓦解，跟他們不得人心大有關系。

盡管破壞不那么大，但革命畢竟是一場中國人學習西方的激烈變革。革命后，中國國門上的招牌變了，從一個君主專制的政體，變成了最先進的美國體制，接任孫中山做臨時大總統(tǒng)的袁世凱，也被譽為中國第一華盛頓，世界第二華盛頓。但是，革命后的現(xiàn)實告訴我們，這樣的制度，落到實處，的確大有困難。就整體而言，雖然沿海開放口岸城市的紳商歡迎革命，而內(nèi)地農(nóng)村的士紳滿懷疑慮，漢人的官僚在革命進行中，卻罕有為清朝殉節(jié)的。懷念清朝的遺老遺少，都是在革命后民國制度運行之際產(chǎn)生的——民國來了，很多人才覺得前朝其實更好一點，換句話說，民國不怎么樣。

民國辦不好，在很大程度上是沒有生成一種新的秩序。然而，新秩序的產(chǎn)生，有賴于現(xiàn)存秩序的穩(wěn)定。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機的粗暴干涉，亂中添亂，袁世凱和他的謀士，錯判形勢，貿(mào)然稱帝，袁世凱這個唯一的強人垮臺，秩序的穩(wěn)定，自然無從談起。革命帶來了民主共和制度，但這個制度在中國卻落不了地，落不了地的制度，也就沒法修正，中國回不到更合適的君主立憲體制那里去，因為在上層信奉的進化論歷史觀里，制度的演進，是進化的必然，已經(jīng)進化到先進的制度，任何“退步”，都是開歷史的倒車。

辛亥革命，是一場沒有準備好的大變革。這場變革，卻給中國帶來了深刻的變化。革命成功后不久，上海的報紙不無戲謔地羅列了革命前后的變化：“共和政體成，專制政體滅，中華民國成，清朝滅，總統(tǒng)成，皇帝滅，新內(nèi)閣成，舊內(nèi)閣滅，新官制成，舊官制滅，新教育成，舊教育滅，槍炮興，弓矢滅，新禮服興，翎頂禮服滅，剪發(fā)興，辮子滅，盤上髻興，墮馬髻滅，愛國帽興，瓜皮帽滅，陽歷興，陰歷滅，鞠躬禮興，拜跪禮滅，卡片興，大名刺滅，馬路興，城垣欄柵滅，律師興，訟師滅，槍斃興，斬絞滅，舞臺名詞興，茶園名詞滅，旅館名詞興，客棧名詞滅。”其實，新教育、槍炮、律師、馬路這樣的東西，并不是民國才興的，而除了制度變化，其他的變化，都是皮相的，甚至并沒有真的變過來，至少在民國初年是如此。連革命黨人大力推動，強力執(zhí)行的剪辮子和放足，在鄉(xiāng)村世界也成效甚微。放足和禁纏 [禁止纏足] 成效最差，直到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好些地方的婦女依然纏足。剪辮稍好，但堅持不剪的人，也所在多有。民國成立，原本戴在外國人頭上的大禮帽，的確扣在了中國官員的腦袋上，而且他們的手上，也多了根“文明棍” [手杖] 。還不僅如此，辛亥之后，話劇叫文明戲，新式結婚叫文明結婚，放足叫文明腳，連腳踏車，都被叫做自由車。但是，民國之后，正如長袍馬褂依然如舊一樣，瓜皮帽也沒有退出歷史舞臺，依舊為士紳的常服。為孫中山倡導的中山裝，即使在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也只是黨部人員在官方場合的服裝，回家之后，很多人還是袍褂當家。很多在日本學了軍事的將領，在今天留下的老照片上，洋式戎裝，筆挺精神，但平常卻喜歡長袍馬褂，甚至喜歡坐轎子，連上戰(zhàn)場都不例外。自由、民主和文明，離中國人的生活，其實還相當遠。

辛亥革命真正給中國帶來的變化，既不是風俗的變化，西化的習染，也不是新事物的出現(xiàn)，零星的現(xiàn)代化，甚至也不是制度的革命。如果沒有革命，清朝如果能正常立憲的話，代議制早晚都會來，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在新政期間已經(jīng)進來，而且總會生根，所差的，只是技術上到底學誰的問題，而沒有不學的道理。比如法律制度，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的問題。在我看來，辛亥革命帶給中國和中國人的，其實是持久的制度的困擾和變革的焦慮。

革命給了國人一個世界上最先進的制度，但卻沒法像魔棒一樣，給中國帶來立竿見影的變化。中國不僅沒有因此而走向富強，反而更易混亂。很多人都明白，一個有兩千年帝制傳統(tǒng)的國度，驟然實行共和，而且學的是世界上最先進的美國，其實難免消化不良，但是，人們不情愿看著剛剛確立的進化論歷史觀在自己身上破產(chǎn)，不愿意承認自己跟西方人其實不一樣，沒法原封不動地移植一個“最好的制度”，因為這樣，似乎就等于承認自己種族的劣質(zhì)。于是，只能把混亂歸咎于變革的不徹底，革命不徹底，因此也只好在前進方向上做更激進的動作，革命，再革命，從制度變革走向文化和倫理革命，再則階級革命，把中國社會翻過來，將傳統(tǒng)的結構徹底打碎，建設一個人們誰也難弄明白的新世界。直到今天，人們依然患著求新癥，什么東西，不求最合適，只求最新，最時髦。

即使不這樣，在情勢上，中國人也退不回去，退不到一個更合適自己的制度狀況中去。其實建立代議制民主當然是必要的，但中國這樣的國度，還是需要一個皇帝過渡的?？墒沁^去的皇帝是滿人，是異族，而且已經(jīng)在革命的論述中帶有屠殺漢人的原罪。所以，清朝的復辟，只能是遺老遺少的夢囈，一旦落到地上，連堅定的君主立憲主義者都會因之而崩潰。1917年的張勛復辟，不僅毀了康有為的清譽，也使得一直主張君主立憲的楊度心灰意冷，從此放棄了自己的主義。其他的人，沒有實權的孔門后裔衍圣公做不了，有實權的袁世凱也做不了。誰也做不了皇帝，道理很簡單：中國已經(jīng)共和了，人們只能在“先進的制度”里往前走，除非找到更先進的制度。

中國人不是在共和制度中無法生存，也不是創(chuàng)造不出好的東西來。幾十年的民國歷史，也有值得稱道的教育，值得驕傲的文化，但是，國人卻很難在共和制度里創(chuàng)造一個新的秩序。盡管現(xiàn)在的人們回顧歷史的時候，覺得民國還相當不錯，但是當時的人們卻很難滿意那種軍閥割據(jù)、國勢衰微、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門的狀況。這個老大的帝國，在進入共和之后，沒有重建一個屬于共和制的秩序，因此，就很難抵御卡里斯瑪權威的呼喚，很難抵御再次革命、不斷革命的誘惑。革命帶來了問題，答案卻是只能在繼續(xù)革命中得到解決。一個原本背著過重的歷史包袱，又在清末歷史中飽受欺凌的民族，學習西方，包括學習引進西方的制度，無論如何都擺不脫工具性的誘惑。所謂的革命，無非是要借助革命的杠桿，撬起可以使民族翻身的巨石，當無論如何都撬不動的時候，不是換一個杠桿，而是接長這個杠桿，用更激進的革命，繼續(xù)撬。

當然，當年的中國境況，說起來也很無奈。和平變革的希望，只能建立在清政府不犯大錯上，但是，誰也保證不了這個政府不犯錯誤。自1860年中國設立總理衙門以來，中國已經(jīng)被拖進了西方的世界體系，此后中國歷史的演進，總離不開世界歷史的拖帶，中國人不能決定自己的歷史走向，也無法決定什么時候變化或者怎么變化。同光中興，自己對自己說是自強運動，但實際上不過是洋務運動。此后的變革，也大抵如此。本土化的最后抵抗，是義和團，結果被碰了個灰頭土臉，回頭看看，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清朝從新政走到被革命，改革被革命撲倒，在一個兩難之局里。歷史，在這里很無奈。辛亥革命，以及革命后的一百年，都是值得國人反思的一個艱難的過程。一百周年的紀念，給了我們這樣一個機會，但愿，人們能想起點什么，想出點什么來，別白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