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與《三國演義》：熟知三國歷史的人必然會讀過這兩本書，前者是正史，后者是小說，這是兩書最大的區(qū)別。

《三國志》是一部記載魏、蜀、吳三國鼎立時期的紀傳體國別史。其中，《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共六十五卷。記載了從魏文帝黃初元年(220年)，到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六十年的歷史。作者是西晉初的陳壽。 陳壽所著的《三國志》，與前三史一樣，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后，尚書郎范頵上表說：“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朋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艷不若相如，而質(zhì)直過之，愿垂采錄?！庇纱丝梢?，《三國志》書成之后，就受到了當時人們的好評。陳壽敘事簡略，三書很少重復，記事翔實。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嚴慎，為歷代史學家所重視。史學界把《史記》、《漢書》、《后漢書》和《三國志》合稱前四史，視為紀傳體史學名著。 而三國志是三國演義小說的基礎。

《三國演義》是長篇小說，由于它根本不是正史——如果雷同正史，則《三國志》成書后就無須再編撰甚么《三國演義》了。 《三國志》為晉朝陳壽所寫，記載了三國時期魏，蜀，吳三國的歷史，是寫實的，為二十四史之一。 《三國演義》為明朝羅貫中所寫，是在《三國志》所記載的歷史的基礎上加以改編的文學作品，內(nèi)容與歷史事實不完全吻合，為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之一。 若論史學價值，前者高于后者;若論文學價值，后者高于前者。

《三國志》是所謂的正史，而《三國演義》是根據(jù)《三國志》記錄的歷史演繹出來的小說、故事，是文學作品。如果要學歷史，當然要讀《三國志》;如果是為了于消遣中獲取某些歷史知識，《三國演義》足已。演義與正史的最大區(qū)別就是，演義不是全部真實的，演義是小說。人人都說《三國演義》是七分史實，三分虛構。

主要的區(qū)別有三點：

一是體例不同?！度龂尽肥鞘窌?，是對三國歷史的較為客觀的敘述。而《三國演義》則是歷史小說，是對三國歷史的人為演繹，其中加入了很大成份虛構的內(nèi)容;

二是成書時間不同。《三國志》成書于西晉初年，距離三國很近，因而可以保證這部史書的真實性。而《三國演義》成書于元末明初，摻入了大量民間傳說;

三是承續(xù)關系不同。陳壽寫作《三國志》依靠的是他自己多年收集的歷史資料，而羅貫中撰寫《三國演義》則主要取材于《三國志》。也就是說，《三國志》是《三國演義》的母體。

在《三國志》里那個文韜武略、心胸開闊、英雄豪俠的周瑜，到了《三國演義》里卻成了心胸狹窄、疾賢妒能的“小氣鬼”。 《三國志》中，周瑜從小就多才多藝，年青時就精通音樂。只要奏樂有錯誤，他必定會發(fā)現(xiàn)，發(fā)現(xiàn)了就一定會加以指點，所以當時有民謠說：“曲有誤，周郎顧”(周郎會發(fā)現(xiàn)，可以請周郎指點指點)的說法。赤壁之戰(zhàn)中諸葛亮出使東吳，說服孫權，聯(lián)吳抗曹，這個戰(zhàn)略起了關鍵性作用。但是整個戰(zhàn)役的指揮計劃者實際上是周瑜。周瑜在說服孫權上起了重要作用，而《三國演義》中是諸葛亮激將法激的;利用火攻是黃蓋提出來的，后來都改成諸葛亮，這些都是出于突出諸葛亮這個主要人物的創(chuàng)作需要。突出了羅貫中對諸葛亮的喜愛，小說中周瑜的性格特點主要是心胸狹窄，特別忌妒諸葛亮。這是小說為了使不同人物性格區(qū)別鮮明的創(chuàng)作需要。

歷史上的周瑜胸襟廣闊，氣度寬宏。老將程普因周瑜年輕，對他不服，多次當面侮辱他，周瑜都不跟他計較，程普最后被周瑜的才華和品德所折服，感動得說：“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和他成為好友?！度龂萘x》描寫的心胸狹窄的周瑜是羅貫中為了襯托諸葛亮而刻意塑造的配角形象，是藝術處理，不可當真，“三氣周瑜”當然就更是毫無歷史根據(jù)，周瑜最后是病逝于出征途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