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溥儀與淑妃文繡離婚始末

眾所周知，溥儀的第一個妃子叫文繡。她是滿族鑲黃旗人，屬鄂爾德特氏族，是與皇后婉容同一天在北京的故宮里與溥儀結(jié)婚的。當時，她被冊封為“淑妃”。

她的父輩雖是正宗的滿族鑲黃旗人，母親卻是一個白凈而清秀的漢族女子。文繡只有一個妹妹，叫文珊。自清朝“宣統(tǒng)皇帝”退位以后，滿人斷了俸祿，“皇糧”指不上了，家里生活異常拮據(jù)。進宮前，少年早熟的文繡雖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卻已成了家里干活的主力——做挑補活兒，一家娘仨堪稱清貧度日。

當一夜之間，她的命運發(fā)生了陡然巨變——溥儀將文繡選為“妃子”后，她一家還住在哈德門外平民居住的普通房子里。

迎接她去宮里時，為了怕人笑話，特意讓她頭一天住在了她的爺爺，即清朝末年任過吏部尚書的華堪的府中，從北城方家胡同的府里接走到宮里的。這個事兒，在我們滿族中，差不多都知道。

聽說文繡雖然家境不算好，性格卻很倔犟。起初，在宮內(nèi)聽說與溥儀關(guān)系還不錯，后來因溥儀當婉容與文繡之間發(fā)生矛盾之時總偏向婉容，文繡便逐漸地與溥儀有了隔閡。歷史上，“后”、“妃”之間的關(guān)系極少有非常融洽的，這也無足奇怪。

由于溥儀生活習慣特別，婉容也時常與之鬧別扭，所以文繡與他們之間的矛盾倒也不顯得有多么突出。宮外，更是極少能耳聞這些音訊。當溥儀被馮玉祥從故宮轟出到了后海北河沿的攝政王府后，又繼爾跑到了天津日本租界，住在了宮島街協(xié)昌里靜園里。在這一期間，文繡盡管沒有寸步不離地與他在一起，但始終追隨著他。

我在天津住著的時候，就聽說溥儀與婉容、文繡三人之間的關(guān)系頗有意思。

那時，溥儀住在天津靜園，婉容非將文繡安置在三樓的房間里，不讓她與溥儀住在同一層，目的就是叫她難以經(jīng)常和溥儀見面。這固然反映了妻妾之間的矛盾，但從根本上說，是封建皇權(quán)的一夫多妻制的“怪胎”。

震驚全國的溥儀皇帝與淑妃“離婚案”

就在溥儀跑到東北長春之前，文繡與溥儀在天津終于鬧開了“離婚”。

1931年8月25日下午，末代皇帝溥儀的小老婆――淑妃文繡，在其妹文珊的帶領(lǐng)下，并有一貼身太監(jiān)陪同，乘坐著溥儀的小汽車駛出了天津協(xié)昌里的靜園(溥儀遷津之后的寓所)，揭開了末代皇妃“革命”的序幕。

離開靜園后，在文繡的指令下，汽車司機一直把車開到了國民飯店，下車后，文繡、文珊什么話也沒說，徑直走進了飯店，向值班店員略問幾句就直奔37號房間而去。太監(jiān)驚疑不止，而又不敢多問，只好緊緊相隨。進房剛剛坐穩(wěn)，文珊就正色地對太監(jiān)說：“你先回去吧，淑妃就留在這兒啦，還要向法庭控告皇上呢！”

聽了這話，太監(jiān)大吃一驚，趕緊雙腿長跪，苦苦哀求淑妃回去。然而，文繡卻態(tài)度堅決地從衣袖中取出3封密函，交給了太監(jiān)：“今日之事與你無關(guān)，你可拿著這幾封信，回去轉(zhuǎn)告皇上?！碧O(jiān)接過信后，還想哀求淑妃回心轉(zhuǎn)意，這時3位西服革履的先生推門走了進來，他們就是文繡求表外甥女(前民國總統(tǒng)馮國璋孫媳)為她代請的3位律師――張士駿、張紹曾、李洪岳。

原來這一切，都是由3位律師會同文繡表外甥女一起安排好的。文繡這次出走靜園，決意擺脫“宮禁”，也是律師的主意，而借口出外看戲散心，是由文珊懇求溥儀恩準的。同時律師們事先在國民飯店租好了這個房間，等待行動。那三封交給太監(jiān)的密函，是律師們早已擬寫好的情況發(fā)明，在這幾封信中，明確告訴傅儀：他們已經(jīng)接受文繡的訴訟委托，正式代理了這樁離婚案件，并向傅儀說明了文繡出走的原因和要求。

六神無主的太監(jiān)，無可奈何地匆匆離開了飯店，把信交到了溥儀的手中。傅儀閱后大驚失色，他怎么也不相信文繡會與自己鬧離婚，便惱羞成怒地命令太監(jiān)速去飯店把文繡接回，可是，等太監(jiān)趕到飯店時，文繡姐妹早已離去，房間里只有3位律師還在。律師們義正詞嚴地告訴對太監(jiān)：“文繡女士讓我們轉(zhuǎn)告各位，你們回園轉(zhuǎn)告皇上，按信中所提條件考慮辦理吧！”

當晚的靜園上下亂成一團，溥儀派人四處搜尋文繡，可是，翻遍了天津城也沒能看到文繡的影子，無計可施之時，只得又派“代表”起找3位律師，說什么“溥儀與淑妃伉儷情深，絕無虐待之事，請不要誤會”，企圖說服律師讓淑妃回到靜園。但是，律師張紹曾、李洪岳一口回絕了他們的要求?！案祪x的代表們”無奈，只好使出最后一招，那就是要求和淑妃見上一面。

可是，律師們的態(tài)度非常堅決，要求在法庭上再見。關(guān)鍵時刻，張士駿律師的口氣和態(tài)度變的緩和了一點：“在現(xiàn)在的情況下，文繡女士拒絕會見任何人。如果溥儀先生有誠意，允許文繡女士擇居另住、照給用度，我們盡力調(diào)解，以求和平解決！”

聽了“代表”們的匯報，溥儀更是焦急萬分，但又沒有什么良策，只得請來鄭孝胥和胡嗣瑗面議對策，最后決定由胡嗣瑗派出清室辦事處常務(wù)律師林廷琛去會晤文繡律師張士駿，目的是爭取和解，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第二天上午林廷琛會見了張士駿，說明來意后，張士駿堅持說：“淑妃但求園外居住，另給用度，而皇上能于每月之中臨幸數(shù)次，于愿已足。像這樣的要求顯然是不過分的，‘皇上’也是不難辦到的。”林廷琛聽了很高興，就把這番話如實報告了胡嗣瑗。胡嗣瑗不相信張士駿說的是淑妃的本意。于是連夜又派林廷琛與張士駿約定，由張律師轉(zhuǎn)告淑妃，確定見面時間，地點在法國律師事務(wù)所。

1931年8月28日下午，林廷琛受胡嗣瑗派遣，乘車按約定時間去接張士駿，然后同車去法國律師事務(wù)所與淑妃見面。

在雙方代表面前，淑妃一邊流淚，一邊訴說著自己9年來在皇家的悲慘境遇，一邊從從衣兜里掏出一把當票來，聲稱：由于皇上經(jīng)常不管她，沒有錢花只好典當衣物來維持自己的生活，現(xiàn)在這樣做實出無奈。

就在與文銹見面后的第二天，溥儀的代表們還在商量對策時，胡嗣瑗接到了林廷琛打來的電話，得知張士駿已經(jīng)知會法院調(diào)解處，并簽發(fā)了傳票。因當時正處在商議和解之時，胡聽說此事很是生氣，即命林廷琛前往張士駿處詰問，為什么一邊調(diào)解還一邊告狀？為什么如此不守信用？同時命令林廷琛，如果收到法院的傳票后可以暫不收受。

胡嗣瑗哪里知道，這正是張律師的本意，即以調(diào)解為名，行告狀之實，以求文繡徹底獲得新生――與溥儀徹底脫離關(guān)系。所以當天上午林奉命質(zhì)問張士駿時，張士駿并不正面回答這個問題，只說淑妃有自己決定的權(quán)利，當律師的不便干預。

8月30日，天津地方法院調(diào)解處接到張士駿的“知會”以后，即向溥儀下達了調(diào)解處傳票和“副狀”，通知他定于1931年9月2日下午2時在本院民事調(diào)解處施行調(diào)解。溥儀接到傳票和“副狀”，直急得像個熱鍋上的螞蟻?！熬盼濉敝?，對簿公堂，簡直是要他的命！

然而正當溥儀感到窮于應(yīng)付之際，卻從鄂爾德特氏家族(文繡的家族)“殺”出一個封建禮教的“衛(wèi)道士”來，使他在這場惱人的官司上得以喘上一口氣。這個“衛(wèi)道士”不是別人，正是文繡的族兄文綺。他接連給文繡寫了兩封快信登在天津《商報》上。信中百般辱罵文繡“糊涂、荒謬、大膽妄為、辱沒祖宗，終不免為社會上人唾罵而死！”。他最后威脅文繡“急速回頭”，并在信中罵了文珊一頓。文綺的信見報之后，一股圍剿淑妃的“黑風”頓時拔地而起。在這種關(guān)鍵時刻，律師張士駿首先站了出來，于9月1日鄭重向溥儀的律師提出警告。

由于文銹去意已決，律師們也底氣十足。為了再“將”溥儀“一軍”，文繡和律師張士駿、李洪岳事先約好彼方律師，于9月4日下午在法國律師龐納富的事務(wù)所內(nèi)見面。見面后文繡口氣非常堅決地向溥儀提出了3個條件：一、徹底脫離，各不相擾;二、我日常使用的衣物已經(jīng)開列了清單，應(yīng)照此單全部付給;三、必須撥付贍養(yǎng)費15萬元。并說明若能依照這3條辦便可無事，否則只好法庭相見。最后淑妃把事先準備好的衣物清單遞給了溥儀的律師。在這之后十余天里，盡管談判一度陷入僵局，但由于張士駿等3位律師的共同努力，終于在雙方律師的幾次會晤中，使案情有了新的進展。

9月15日下午，林廷琛先后與張士駿商談兩次。在供養(yǎng)費問題上幾經(jīng)反復，最后文繡在做了很大讓步之后，把供養(yǎng)費定在了5萬5千元這個數(shù)目上，只要求一次交付現(xiàn)金，并在短時間內(nèi)辦理手續(xù)。面對這樣的條件，面對無法挽留的文繡，面對自己所處的局面，溥儀只好點頭答應(yīng)。

1931年10月2日下午，雙方律師最后一次會晤，辦理脫離手續(xù)。文繡的律師張士駿、張紹曾、李洪岳和溥儀的律師共同簽字，至此雙方達成和解，溥儀無奈地接受了這一事實，這位希望靠日本人重新起家的末代皇帝，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老婆離他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