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格講，在民國人心目中，是沒有“學區(qū)房”這個概念的，因為那時候小孩上學不受戶籍限制，北京的學生可以到上海就讀，東城的學生可以到西城就讀，農(nóng)村的學生可以到市區(qū)就讀，只要你能通過入學考試（在民國上小學也有入學考試），只要家里出得起學費，想去哪所學校上學就去哪所學校上學。

但是民國學校在錄取上也有點兒不公平：每一所大學錄取新生，都是其附屬中學的學生占優(yōu)勢；每一所中學錄取新生，也都是其附屬小學的學生占優(yōu)勢。入學考試的考題都是一樣的，問題是附屬學校的老師往往參與考題編寫，知道每年的入學考試會出什么考題，講課的時候捎帶著都把考試重點給學生講透了，所以附屬學校的考生更容易考出好成績。

教會大學錄取新生的時候就更加看人下菜碟了，像北京的燕京大學、上海的圣約翰大學、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學，每年錄取新生，都是優(yōu)先選擇教會學校里出來的學生。因為教會學校的教材多用英語編寫，任課教師也多為外國人，把學生的英語閱讀能力和口語能力鍛煉得爐火純青，遠遠超過非教會學校里連二十六個英文字母都未必會念的學生。

由于上述原因，民國的家長們?nèi)绻胱屪约旱暮⒆涌既肽衬炒髮W，首先會想方設(shè)法把孩子送進該大學附設(shè)的小學和中學；要是想讓孩子將來進教會大學接受高質(zhì)量的現(xiàn)代化教育（民國時教會大學的教學質(zhì)量相對高過非教會大學），那就先讓他去入門級的教會學校就讀。

民國時代的交通條件遠遠沒有今天好，想讓住在西城的學生每天去東城上課，那是不可能的，為了孩子上學方便，家長們必須把家搬到東城去，紛紛在東城買房或者租房，使學校附近的住房市場火爆起來。這樣一來，類似今日家長搶購學區(qū)房的情形也就在民國時代出現(xiàn)了。

比如說我們所熟知的臺灣女作家林海音，她很小的時候，父親想讓她將來能考入北京師范大學，于是把她送進當時北師大的附屬小學——廠甸小學，他們一家人也就搬到廠甸附近的椿樹胡同定居了。再比如說我們熟知的大陸女作家冰心，她父親謝葆璋對教會學校嚴謹?shù)男ｏL和純正的英語口語教學抱有好感，讓冰心去美國基督教公理會在北京創(chuàng)建的貝滿女中（今日北京二十五中的前身）就讀，貝滿女中旁邊就是剪子巷，所以他們?nèi)以诩糇酉镩L期租房。

在民國時代，除了中小學生的擇校問題對住房市場造成影響以外，各大高校的大學生更是給學校周邊的房東和二房東帶來了滾滾財源。例如五四運動時期的北京大學，學生在校內(nèi)住宿的不到三分之一，大部分都在校外的公寓里租房。再比如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前的上海大學，由于土地緊張，一直沒有自己的宿舍，連教學樓都是租的，學生們只能租住附近的民房。

1929年，海派作家祝秀俠寫了一篇《悵惘》，提到上海近郊的一個村落，村里農(nóng)民蓋了“平排五幢的房屋，專為鄰近大學的學生寄宿”，房東為了多收房租，把房間隔得很小，“簡直像火柴匣子一樣，放下一張書桌、一個藤籃和一鋪床，已經(jīng)是打不轉(zhuǎn)身”。相信今天在都市村莊租房的大學生讀到這段文字以后，會有一種很熟悉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