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條約》簽訂時，有三個清廷大員參與其事：欽差大臣耆英、兩江總督牛鑒和曾經(jīng)的兩江總督時任四品乍浦副都統(tǒng)伊里布。

其時，伊里布因為收復定海不力，被革職，后以七品職銜隨耆英“督辦夷務”，后雖然由從五品而升至四品，自稱“欽差大臣頭品頂戴前閣部堂署乍浦都統(tǒng)紅帶子伊”，其家人張喜也是中英談判的重要人物?？僧吘公@咎在前，“欽差大臣”、“頭品頂戴”都是虛張聲勢，只能“贊襄”，斷不能主事的。

而牛鑒，防守浙江失利，喪城失地，被英軍兵臨南京城下，參與對英談判，雖有戴罪立功的心思，畢竟難逃日后被清算的命運。參與其事，也僅僅是“參與”，屬于過年的涼菜，有他無他不傷宏旨。

真正在對英談判中折沖樽俎，即對道光帝負責，又要挑談判大梁的，是耆英。

何況，以后的作為南京條約的補充的中英《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門條約》，中美《望廈條約》，中法《黃埔條約》等不平等條約，都是在耆英的主持下簽訂的。

在李鴻章之前，耆英恐怕是簽訂“賣國條約”最多的“賣國賊”了。

耆英是何許人？大清朝有何對不起他，竟然如此不顧天良？

看他的履歷，朝廷并不有負于他。

耆英，字介春，愛新覺羅氏，滿洲正藍旗人，是滿清宗室貴族。以蔭生授宗人府主事，遷理事官，累擢內(nèi)閣學士兼副都統(tǒng)、護軍統(tǒng)領(lǐng)。自道光二年至十八年(1822-1838)歷任理藩院侍郎，內(nèi)務府大臣，步軍統(tǒng)領(lǐng)，禮部、工部、戶部尚書，熱河都統(tǒng)等要職。

而在在南京簽訂城下之盟前，耆英的所作所為，也從沒“有負皇恩”。

1838年，道光皇帝開始在全國開展頗有聲勢得禁煙運動。9月，因原盛京將軍寶興禁煙不利，道光帝命時任熱河都統(tǒng)的耆英遷盛京將軍，上任頭把火，就是要奉旨禁煙。

盛京是清王朝“龍興之地”，宗室眾多，不是皇親便是國戚，于朝廷中樞的關(guān)系盤根錯節(jié)。而販賣、吸食者，也大多是宗室皇親。禁煙的難度，要比林則徐的廣州、琦善的直隸大得多。耆英卻是顯現(xiàn)出相當?shù)母删?，著手大力整頓。

首先，1838年11月，耆英將玩忽職守、暗中阻撓禁煙的奉天知州鮑覲堂，署復州城守尉協(xié)領(lǐng)博慶，寧?？h知縣袁振瀛，前護理金城守尉佐領(lǐng)王安廣等官員撤職查辦。同時，“嚴札奉天宗室覺羅總族長，內(nèi)務府三旗佐領(lǐng)，并滿洲蒙古、漢軍各協(xié)領(lǐng)，佐領(lǐng)，以及各城守尉、協(xié)領(lǐng)，防守尉等各將所屬人員兵丁內(nèi)，有無吸食鴉片者，分別詳細查明，造冊呈報，以憑稽查，一經(jīng)核明，無論宗室覺羅，官員兵丁，即行飭拿，從重定擬具奏并將查報不實之該管官員嚴加參辦”。

如此一來，宗室們噤若寒蟬，自是不敢再公然吞云吐霧，至于走私，更是要轉(zhuǎn)入地下。

之后，便對一般旗民下手，“飭督旗民出具十家聯(lián)環(huán)互保，彼此稽查，一遇興販吸食之人，即行舉出。倘有一家有犯，九家聯(lián)坐”。為了避免互保十家陽奉陰違，彼此相互隱諱，耆英又責成各地方官吏隨時設法留心詳查，并親自揀選親信干員秘密分赴各地口岸稽查，對徇私舞弊之徒，一經(jīng)查實，從嚴懲辦，株連九家，以示儆戒。

奉天歷年遠洋而來的閩粵人員絡繹不絕。為堵絕煙源，耆英又下令對在奉天居住的閩人進行了徹底清查，共查出人數(shù)1385名。對興販吸食之徒，直接懲處，搗毀窩巢。而游手無業(yè)，但未吸煙販毒之閩人，則妥為驅(qū)逐，不準容留。后為便于管理，發(fā)給執(zhí)照，陸續(xù)分批飭令附閩船解回原籍。對那些有正當職業(yè)且不違法的閩人，除愿返回原籍之外，其余的人令各地方官選具清冊，集中編于保甲。

經(jīng)此雷厲風行，到1839年5月初，“共搜獲煙土煙膏4500余兩，配藥煙灰550兩，煙槍煙具186件，并拿獲收藏煙土及吸食人犯38名。又在沒溝營關(guān)閉雜貨鋪內(nèi)搜出道光十七年煙帳1本，內(nèi)開出賣煙土1400余兩。到該年7月，又陸續(xù)收繳煙土3700余兩，煙具360余件，緝拿煙販97名”。

這看起來，似乎數(shù)量不多，但對于遠離唯一通商口岸廣州的奉天來說，已經(jīng)是所能夠達到的最大成果。

而在鴉片戰(zhàn)爭前期，耆英的表現(xiàn)也不輸于林則徐、裕謙。

英國的戰(zhàn)艦到達定海的時候，耆英接到了有關(guān)鴉片戰(zhàn)爭的第一一道諭旨：“盛京為根本重地，朕心尤為廑注，該處港汊何處可進大船？該省洋面何處最關(guān)緊要？著耆英確切查明，先行奏聞。至現(xiàn)在作何籌辦，固不可先事張皇，不得不豫為準備，以致臨事周章。如果夷船駛至盛京，該將軍即督屬堵御，相機辦理，毋令逞志”。接到諭旨后，耆英立即奉旨而行，向道光匯報了盛京沿海地區(qū)的布防情況，“以期仰副我皇上有備無患之至意?！?/p>

1840年8月，英軍軍艦出現(xiàn)在奉天洋面，耆英發(fā)現(xiàn)后，立即著手進行戰(zhàn)備。英軍占領(lǐng)廈門后，道光帝下令各省嚴防海口，耆英挑選1000名甲兵備調(diào)，上奏道：“查英夷逆匪膽敢肆其鷗張，蔓延滋擾，實為天地不容，凡屬臣民，莫不眥裂發(fā)指，今若不謀定后行，刻奏膚功，恐逆焰愈熾，尤難擒制。奴才愚昧之見，唯有整頓天兵，籌拔軍餉，先剿后和，是為切要。”

聽說有不明戰(zhàn)船出現(xiàn)在復州，耆英親自帶兵前去查看，船轉(zhuǎn)至金州后，他又加強金州防衛(wèi)，做了當時條件下力所能及的準備。甚至想到了遴選水手扮作漁人，見有英船乘機攻剿的辦法。為了更好的布置防務，還下令繪制了盛京地區(qū)較為詳細的地圖。

這一切的一切，耆英都符合傳統(tǒng)的能臣干吏加忠貞之士。

道光皇帝對于耆英也是很賞識的，在奕山、奕經(jīng)、楊芳等人都無法遏制英軍攻勢的時候，想到了他。

1842年3月29日道光帝諭內(nèi)閣：“耆英著馳驛前赴廣州將軍之任。”稍后又被改命為署理杭州將軍。4月7日又獲頒欽差大臣關(guān)防。

可以想見，身為皇族貴胄，有多年封疆大吏經(jīng)驗，又自認頗知兵的耆英，和他的所有前任一樣，都是志得意滿的踏上征途的。但是當他偕同復出的伊里布抵達杭州后，眼前的一切，讓他從幻夢中驚醒了過來。

耆英在杭州稍作停留后，即趕赴前線，在蕭山見到了奕經(jīng)和文蔚，二人剛剛經(jīng)歷了定海、鎮(zhèn)海、寧波等地的失守，奕經(jīng)隨即向耆英介紹了整個戰(zhàn)況。經(jīng)過這種介紹，耆英對英人的船堅炮利有多大的認識還不好說，但對于裕謙、余步云、楊芳等人，他應該是很了解的。這些人不是優(yōu)秀的官員就是戰(zhàn)功赫赫的勇將，而在“逆夷”的進攻下，都是如此的不堪一擊。

而局勢的惡化，更讓耆英目瞪口呆。

得到增援的英軍相繼攻陷乍浦、寧波、吳淞、鎮(zhèn)江，無論是陳化成的死戰(zhàn)不退，還是乍浦、鎮(zhèn)江八旗官兵的奮勇搏殺，都沒能夠擋住英軍的腳步。

耆英除了與浙江巡撫劉韻珂“相對而泣”外，不得不考慮如何面對眼前的局勢。雖然道光帝在一連串失敗后已經(jīng)有由“剿”到“撫”的松動，但皇帝的面子讓他給耆英的諭旨是“先剿后撫”。也就是說，雖然要講和，但也要先打一次勝仗才行。

耆英知道，自己根本沒有打一次，哪怕是一小次勝仗的可能。而他又不想如奕山、楊芳那樣用扯謊來諱敗為勝。他做了忠臣的選擇，和皇上實話實說——這是需要勇氣的，在他之前，琦善實話說的最多，落得個“斬監(jiān)侯”。

耆英給道光帝的奏折中，毫不避諱的說出了交戰(zhàn)各省官員早就想說，而一直懾于天威不敢說的話：“該逆船多至二十余支，兇焰甚熾，其炮火又極猛烈，實恐難以抵御”，“二年以來，合數(shù)省兵力，言剿言防，總難得手，……且該夷船堅炮猛，初尚得之傳聞，今既親上其船，目覩其炮，益知非兵力所能制伏”，“是彼逸我勞，彼靈我笨，不能取勝，并非戰(zhàn)之不力，亦非防之不嚴。不獨吳淞一口為然，即閩、廣、江、浙等省之失利，亦無不皆然”，“若不借此轉(zhuǎn)機，速為招撫”，則“禍患更難枚舉”，從而建議“暫時羈縻，以作緩兵之計”。

畢竟，英軍此來不是為了滅亡大清，而是要逼著大清開放，既然無法拒絕，為了避免對于國家更大的損失，耆英理所當然地想到了談和。他沒有現(xiàn)代國家那么明確的主權(quán)觀念，他要維護的是大清王朝的安定，既然用和談可以換來安定，他的選擇就是合情合理。

在也經(jīng)不起失敗刺激的道光帝，終于同意談和。7月27日允許耆英等人“專意議撫”，“便宜行事”。

“誠信”，是中國傳統(tǒng)儒家思想理論的重要內(nèi)容，是儒家行為處世的重要準則。傳統(tǒng)中國的歷代歷朝的統(tǒng)治者，都大力昌揚“誠信”，并奉之為馭民治國之圭臬，在處理同周邊民族和國家的關(guān)系時，往往強調(diào)“恩信遠播”，使“夷民外族”“向化幕義”，這是一種宣揚國威和炫耀優(yōu)越文明的手段和方式。

耆英主辦和談，自然不會放棄對洋人“示以誠信”，讓他們“向化幕義”。

秉承著“講信義，無欺詐，行篤厚”，耆英在外交禮儀上，他放下大吏的架勢，同英人直接見面，不分尊卑，與外人談話顯得坦誠、溫和，問長問短。南京訂約，耆英在英國兵船上，問及每一件武器以及英國樂隊，甚至問到巴夏禮讀什么書等。耆英這種平易作風，與同時代其他頑固官吏相比，顯得開明、豁達，尤其是耆英與樸鼎查的個人情誼，則更讓洋人感受到他的真摯可親，誠信無欺。在樸鼎查的回憶錄中，曾寫道，耆英稱他為“英地密特朋友”“并想讓他的大兒子給耆英作養(yǎng)子”。在樸氏回國之際，耆英致函給樸鼎查：“彼此心心相印，我們身雖分二，心實為一”，“分袂在即，不知何年何地再能見面快晤，言念及此，令人酸側(cè)?！?/p>

耆英的這一系列做法，被今人看作是“媚外”。但是，這恰恰體現(xiàn)了中國儒家誠信原則所強調(diào)的以個人情感建立信義的悠久傳統(tǒng)在對外交涉上的延伸。自古以來，軍事上軟弱而文化上優(yōu)越的中國統(tǒng)治者也常常采取這種方法來同化和軟化人侵者。耆英深諸此道，他想竭力搞好與各國外交使節(jié)的關(guān)系，以便通過良好的私人交往使得棘手的外交公務變得容易些。

可惜，他所面對的，并不是那些在中世紀憑著野蠻和武勇破關(guān)而入的游牧民族，而是有著一套自己文明規(guī)范和處事原則的近代化國家。他的這一切努力，都在對于近代國際常識的無知中化為烏有，在他認為的一些細小問題上，國家主權(quán)不經(jīng)意的流失了。

早在南京和談之前，耆英認為英國人“其意不過求賞碼頭、貿(mào)易通商而止，尚非潛蓄異謀”。

道光帝對于英人的勒索的答復是“香港準其賞借”，“廈門、寧波、上海等處亦可準其貿(mào)易，但只許來往通商，不準其住據(jù)為巢穴”，并拒絕開放福州。對于道光帝的答復，耆英以為英人所求“均有難以拒絕之處”，“婉拒”了道光的諭令。

《南京條約》當然是按英國人的意愿簽了。在與英人在廣東商約之前，耆英認為如單獨與英國訂約，其結(jié)果必然是“英夷競可示德于各夷，而陰操我國之利柄，各夷不克邀惠于，而維系英夷之手足”，故而建議：“如咪唰堅等國必欲在閩、浙、江蘇通商，似可準其一并議定稅則，任其所之。”道光帝最終只是籠而統(tǒng)之的要求其“妥籌定議”。耆英此后基本上是按此思路行事。在與英人商約的過程中，對于一些關(guān)鍵條款未予重視，往往在損失利益之后還不自知，因為這些條款在耆英及那時的帝國君臣看來，實在沒有重視的必要。

如“西洋各外國商人，如準其一體赴各口貿(mào)易，即與英人無異。將來設有新恩施及各國，應準英人一體均沾”。即我們通常所說的“片面最惠國待遇”，就是在耆英認為這樣可以省去很多麻煩而給予英國人的。而“領(lǐng)事裁判權(quán)”條款耆英更是認為這是省事的好辦法。

在與美國人商談之時，耆英的宗旨為：“其有關(guān)貿(mào)易之款，仍遵照上年所訂章程，以免歧異。其無關(guān)貿(mào)易之款，有見于上年善后章程案內(nèi)者，亦即準行。間有新章所未載而事非難行無關(guān)緊要者，不妨姑如所請。倘有于新章有大相齦齲及制定不便更易者，均即嚴行駁斥?！泵绹擞纱顺双@得英人已獲權(quán)益外，還擴大了其享有“領(lǐng)事裁判權(quán)”的范圍。其后法國人在此基礎(chǔ)上，則獲得了恢復教產(chǎn)和傳教的權(quán)利。

在耆英看來，大國應該對所有外人寬厚“以示王者無外之意”，“各國視相待之厚薄，以為國體之尊卑，其可以控馭羈縻之處正在于此，自當持以均平，不失觖望之隙，俾得互相觀感，向上之忱”。而且，這樣做對海關(guān)稅收并無損失，廣州少收，而其他四口增多，“挹彼注茲，仍于國課無礙”另從國防考慮仍不失為上策，“將一處之夷船，散之五處，其勢自渙，其情自離，藉以駕駛外夷，未始非計”。

至于傳教的權(quán)利，耆英認為：“欲使英夷有所畏忌，必先不失法、美兩夷之心，而該夷等之崇奉天主教，無異蒙古之信喇嘛，今若習教之人奉有恩旨，不獨法夷借以籠絡，即美夷亦因而悅服，英夷聞之，亦可稍械其桀驁之氣，似與以后辦理夷務不無小補?！?/p>

第一批條約的簽訂，就讓中國一口氣損失了“片面最惠國待遇”、“領(lǐng)事裁判權(quán)”、“關(guān)稅自主”等等權(quán)利。耆英罪過委實不小，而這一切，又是在維護體面，避免夷人進京，讓中方少些麻煩，“以夷制夷”，“懷柔遠人”等等觀念之下做出的決定。

在眾多談判中，耆英作的唯一使今人可以稱道的，是堅持主張不可開禁鴉片貿(mào)易。

中英南京談判中，樸鼎查就鴉片問題向耆英進行了一系列游說活動，竭力證明鴉片貿(mào)易是禁止不了的，并旁征博引，從印度到歐洲，從煙酒因禁運無效而變通征稅，到中國無力禁止鴉片走私，不如依法炮制。對于樸氏的要求，耆英婉轉(zhuǎn)拒絕，并復照他，認為大清皇帝不會聽從這種議論，鴉片弛禁之事，不便遽然奏請，鑒于當時的復雜情勢，耆英曾就此事上奏道光，并道出自己的憂慮：“當此夷務初定之勢，弛張均無把握。操縱實出兩難?！彼埱蟮拦獾鄄脢Z。道光帝對鴉片深惡痛絕，明確諭示耆英：務必從嚴禁煙。耆英在此后的鴉片貿(mào)易問題的多次交涉中，都秉承道光帝之意旨，給予拒絕。

1843年10月中英《虎門條約》的談判中，英方代表小馬禮遜根據(jù)樸鼎查的授意正式提出“鴉片貿(mào)易合法化”，耆英批示中方談判的直接代表黃恩彤“設重稅以難之”。然而，英方代表樸鼎查并不就此罷休。同年11月，樸氏再次向耆英遞交鴉片問題備忘錄，他歷述以往交涉要點，重談鴉片弛禁的好處，并告訴耆英，英方將禁止鴉片進入香港，這樣會迫使載運鴉片的船只深入中國內(nèi)海，事情將會變得更糟。耆英仍堅持“煙禁”原議。并對英使說自己“無意更改原議，也沒有權(quán)力變更帝國的法律”，并要求英、法等國領(lǐng)事官與中國政府合作，共同查禁煙毒，不準煙土進口。樸氏的鴉片貿(mào)易合法化的嘗試再次遇挫。

在多方努力不得得情況下，樸鼎查發(fā)布公告，通知英國商人“不要把鴉片認作是一種未列舉的應稅品目，可以按值百抽五的進口”，并警告說，“任何人根據(jù)這種假定去行事，就要自己去擔當這種行動的危險，既使他是一個英國臣民，他也不會得到英國領(lǐng)事或其他官員的支持”。

英國公使德庇時后來也不得不承認：“為了使這種貿(mào)易合法化，我自己和樸鼎查曾用盡了每一種努力，以圖說服耆英去影響北京政府，但是全未成功。”

英國的失敗，法國、美國也同時遭遇。

中美《望廈條約》中明文規(guī)定：“美國人攜帶鴉片等違禁物至中國，聽任地方官吏自行辦理治罪”。而在附于中法《黃埔條約》中作為該約的部分稅則里，鴉片被認為是違禁品。

耆英履行了一個朝廷忠臣竭盡所能為主分憂的本分，但無知又讓他成為一個不自覺地“賣國賊”。

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之后，耆英以兩廣總督、欽差大臣、五口通商大臣的身份主持對外事務，自認辦理夷務得法的他仍然堅持自己的主張，而且還多了一項：竭力避免邊釁。

為維持中外相安的局面，耆英奉行“外示信義”的原則，即所謂“唯撫外夷，首重誠信”對外人守承諾，講信用， “條約為信守之憑”，“惟恪遵歷奉諭旨、堅守條約”。

1845年正月，英國提出提前交還鼓浪嶼，耆英以為：“夷情叵測，今無故將鼓浪嶼先還，焉知不為異日緩交舟山地步？惟有堅守條約，庶可杜其反惻之萌。先與鼓浪嶼固屬其善，但與成約不符，且鼓浪嶼既可以先交，則舟山亦可遲還，反傷和好雅誼，不如挨乙巳年銀數(shù)全行交足，將鼓浪嶼、舟山一并退還，更為直截了當?！痹诘玫接⒎酱淼卤訒r的具文保證之后，耆英始同意接交鼓浪嶼。其后，德庇時將歸還舟山與廣州英人入城相并提，要求容許英人入城和租地造屋，否則舟山不能屆期歸還。

舟山歸還，是《南京條約》第12款的明確規(guī)定，而入廣州之事并無明文規(guī)定。因此耆英堅持“惟有固守成約，責以大信，令其歸還舟山，而進城之準行與否，則取決于民情”。幾經(jīng)力爭，舟山得以屆期歸還。

“惟恪遵歷奉諭旨、堅守條約”，自然是近代外交必不可少的優(yōu)秀素質(zhì)，也可做到“避免邊釁”，但作為不平等的條約，堅守就必然被后人詬病。而為了不開邊釁，對于民眾和洋人的沖突，耆英只能是對內(nèi)不對外。

在粵東的“民夷”沖突中，外國歹徒在中國領(lǐng)地蓄意殘害、槍殺中國民眾，耆英以條約中的有關(guān)領(lǐng)事裁判權(quán)的規(guī)定而對兇犯聽之任之，甚至抑制民眾的反抗。1844年6月，美國歹徒槍殺廣州無辜平民，耆英聽由美方“準按公義了結(jié)”，勸脅民眾“勿得私相報復，致釀事端”。

耆英的“抑民奉夷”，頗受當時輿論的譴責：“逆夷之敢于猖獗至此者，皆由耆英為之內(nèi)應，背君害民，喪良昧理，以勾通英夷暗助其叛逆之謀耳”，“自有權(quán)奸以來，未有喪良心，無廉恥若耆英之極也”。

耆英自己也頗覺委屈，“本督……愛民盡職奉公之心，如有不誠，天祖鑒之，近年外國訂約，盡我心力，無非欲安我人民，豈有厚待外國，薄待我民之理矣！”他當然有自己的理由：如此作，就是為了避免夷人不跳起邊釁，是為了讓皇上安心，也是為了百姓平安。在內(nèi)心中，他是很瞧不起夷人，視夷人如犬羊的。怎么可以接受這樣的指責？

這樣的陳情表白，民眾當然不能諒解，也無法理解，今人更不能理解。而在根本沒有辦法“制夷”的前提下，“抑民奉夷”不能不說是把損失降于最小的方法。中國近代歷史的屈辱，局限了太多的視線，人們總是看到屈辱，而想不到如何避免屈辱。

陳旭麓先生說耆英是“茍且辦國事的人”，茍且二字頗具神韻。但以耆英來說，不茍且，也無其他辦法可循。“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策略，連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則徐都沒有什么反應，況耆英乎？

以后的耆英，備極榮寵之后，終于一步步走向生命的盡頭。

1848年2月，耆英赴北京覲見道光帝，隨即被留在北京供職，道光帝賞賜雙眼花。1850年咸豐登基之后，耆英仍對新帝陳述英人可畏，應該周旋而不可強硬，為咸豐所不喜，最終被降職為五品候補。

1858年大沽口被英法第一次攻破之后，耆英重被“棄瑕錄用”。咸豐隨即賞耆英侍郎銜，與大學士桂良和吏部尚書華沙納同赴天津與西方國家談判。然而，是年1月，英法聯(lián)軍攻破廣州城劫掠葉名琛的督府之時，繳獲了裝有耆英、徐廣縉和葉名琛在廣州辦理夷務期間的奏折、諭旨和皇帝對外交條約的批復原件等外交文件。這些文件清楚昭示了清朝官員辦理夷務的具體做法。表面以誠信示人而在背地里詆毀無所不用其極的耆英，終于被“英地密特朋友”所厭惡。

結(jié)果，在津與英國代表會晤時，“英夷威妥瑪于座前呈出一件，即系當年耆英具奏馭夷情形摺，語多賤薄夷人，且有宣成宗皇帝朱批”，英國翻譯李泰國和威妥瑪當場就拿此奏片奚落耆英。

已經(jīng)七十余歲的耆英受不了這種羞辱，“未及候旨，踉蹌回通州”，可也不能避免“為王大臣論劾”，被咸豐帝“賜自盡”的結(jié)局。

耆英死時，可能還會暗地里埋怨咸豐皇帝不聽自己的忠言，激怒英夷導致國家再次陷入戰(zhàn)爭。自己為了朝廷殫精竭慮，不惜蒙上污名和為自己所厭惡的逆夷周旋所維持的局面，被這個新登基的皇帝給毀了。

他并不明白，自己的忠心，皇帝體察不到，后世也是體察不到的。在時代轉(zhuǎn)型期間站在風口浪尖的人物，都免不了會是這個結(jié)局。

有人說，從1842至1848年，可稱得上是耆英外交時代。耆英的時代過去了，而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得炮火還在繼續(xù)，他身后的“賣國賊”，還將層出不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