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先生在《人間詞話》中寫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這句話用在秦代卻顯得有點牽強，秦之前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學派涌現(xiàn)，百家爭鳴，奠定了封建時代文化的基礎(chǔ)，秦亡后的兩漢崇文，文化及其昌盛。兩漢文化，代表著中華民族文化的發(fā)展，而在兩座文化高峰之間的秦朝卻是文化低谷，文學成就更是屈指可數(shù)。

從《羋月傳》里也可看出，秦是個勇猛彪悍的民族。戰(zhàn)國時代，諸國之間烽火不斷，弱肉強食的爭斗中，秦總是豪強取利的一方。

商鞅變法之后，秦國更加強大，盛世震撼天下，列國羸弱，如履薄冰，戰(zhàn)戰(zhàn)兢兢，但最終沒能抵過被秦吞滅的命運，統(tǒng)一天下后，秦始皇也把用于政治的鐵腕手段用于思想，學術(shù)，文字方面，在寵相李斯的輔助下，力求各方面的專治統(tǒng)一。

之前的丞相呂不韋自己做責編，召集幾千門客著寫的《呂氏春秋》體系完整，有八覽，六論，十二紀，匯合先秦各派學說，吸收諸子百家的觀點，“兼儒墨，合名法”，似乎有將天下的學術(shù)囊括于一書的氣勢，為秦朝統(tǒng)一在理論上作了鋪墊，也可以算是秦代文化的代表。

諸子紛爭，百家爭鳴，文人雖沒有政治權(quán)利，但喜歡唇槍舌劍，召開的辯論大賽如火如荼，同派異派紛紛一比高低，羋月的“四方館”就是寫照。

秦始皇統(tǒng)一了政權(quán)，統(tǒng)一了文字，就開始統(tǒng)一思想，定于一尊，泯滅摧毀一切異端思想，不許“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秦始皇以法家思想為治，采納“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主之語，以吏為師”，信武功而輕文治，信法吏而賤儒生。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接受李斯建議“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y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對待知識分子，無情打擊，將他們的學術(shù)精華，付之一炬。對于民族文化的摧殘與破壞，時至今日，都令人心痛。

中國文化發(fā)展史上，焚書坑儒是最沉重的厄運，秦始皇做為中華民族歷史的千古功臣，文化史冊，他卻是個罪人。

挾書有禁，藏書有罪，偶語詩書棄市的時代，秦國殘酷的文化專制政策有利于維護統(tǒng)治，但也把秦代文學的發(fā)展推向了低谷，文學不發(fā)達，自不待說，非但列國的諸王臣民不再有任何作品出現(xiàn)，就連秦地的文人，即便歌功頌德的文章也絕無僅有，人人自危，噤若寒蟬，秦代文學一片凋敝。

這個中國歷史上短命的王朝，此后的15年時間，也沒有產(chǎn)生一個完全意義上的有影響力的文學大師，可以想象，生活在一個苛政專權(quán)的時代，人們沒有文化營養(yǎng)，沒有精神食糧，自然沒有精神信念，這成為激化社會矛盾的重要原因，也加速了秦帝國大廈的崩塌。

無作家，無詩人，秦代唯一有作品流傳下來的文人就是李斯，魯迅先生在《漢文學史綱要》中說“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

李斯“在文學上以散文見長。其文上承戰(zhàn)國荀卿，下啟西漢鄒陽、枚乘，不僅布局謀篇構(gòu)思嚴密，而且設(shè)喻說理縱橫馳騁，既重質(zhì)實，又饒文采，往往文質(zhì)互生”。他的散文現(xiàn)傳四篇，為《諫逐客書》、《論督責書》、《言趙高書》、《獄中上書》。此外，秦始皇先后巡行天下，都命李斯刻石表功，有《鄒嶧山刻石》、《泰山刻石》、《碣邪臺刻石》、《之罘刻石》、《東觀刻石》、《碣石刻石》、《會稽刻石》等七通，《史記?秦始皇本紀》中均有記載。劉勰《文心雕龍?封禪》中也肯定了李斯的文采“秦皇銘岱，文自李斯。法家辭氣，體乏弘潤。然疏而能壯，亦彼時之絕采也”。

秦世不文，唯有寂寞李斯，一枝獨秀，可悲可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