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誤國庸臣”，一個“蒙冤棟梁”，兩種觀點堪稱勢不兩立、針鋒相對。由于分歧實在太大，以至于很難有求同存異的基礎(chǔ)。若要求同存異那么勢必存在“蒙冤的庸臣”或“誤國的棟梁”，雖說庸臣也可能蒙冤，棟梁偶爾也可能誤國，但是如袁崇煥這樣一個以“付托不效，專恃欺隱，以市米則資盜，以謀款則斬帥，縱敵長驅(qū)，頓兵不戰(zhàn)，援兵四集，盡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潛攜喇嘛，堅請入城，種種罪惡”誤國到如此程度的人可能是棟梁嗎？若非棟梁又誤國如此，那必然就是庸臣，面對如此的誤國庸臣，后金還有必要用反間計去害他嗎？崇禎能是中了“反間計”才殺他的嗎？殺他又能是誤殺嗎？既然不是被誤殺那袁崇煥又如何蒙冤呢？

綜上所述，如果袁崇煥的“付托不效，專恃欺隱……種種罪惡”被證實并非虛言，那《明史》中“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征決矣”的評述就是錯誤的，如果這個論斷成立，那實質(zhì)上就是將袁崇煥作為“棟梁”的可能徹底否定掉了，并將其定格為一個庸臣，與此同時無論“反間計”是否真有其事都會被置于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可以說這是明方觀點的全面勝利。反之，若“反間計”被證實了而這些罪狀又不實，那么清方的觀點就正確了。

基于以上分析，在以后的討論中我們的考證必須同時注重三個方面，首先是“反間計”的真實性，其次是袁崇煥殺毛文龍的真實原因，第三則是要全面考察袁崇煥的能力。前兩個方面都比較容易理解，第三個方面好象是個側(cè)面問題，但其實并非如此，這方面非但不是個側(cè)面，反而是值得格外關(guān)注的重點，甚至可以說是一個評斷的關(guān)鍵，這個奧妙就在“全面”兩個字里。

這里所謂的“全面”并非只是針對《崇禎長編》里提到的“付托不效，專恃欺隱……種種罪惡”等一系列指控，這所指的“全面”應(yīng)該是包括了袁崇煥在遼東的全部經(jīng)歷。這種“全面考察”的意義很重大，道理很簡單，如果一個人以往功勛卓著、謀略過人，但卻在國家最需要他的危機時刻一反常態(tài)，犯下許多不可饒恕的低級錯誤，如此的作為實在不得不讓人質(zhì)疑此人主觀上有沒有什么問題，甚至跟敵人之間真有什么貓膩;當(dāng)然，這個人以往就顯示出了能力不足，有不少敗績和失誤，那么在某一個關(guān)鍵時刻他出現(xiàn)了一系列的失誤那也是自然，如此一來對他主觀上的質(zhì)疑就會少很多。

出于以上這些考慮，我們在全面考察袁崇煥能力時，就不能只考察“付托不效，專恃欺隱……種種罪惡”中涉及的事件，因為這些只是袁崇煥于崇禎元年(1628年)出鎮(zhèn)山海關(guān)作為薊遼督師時的事情，而早在天啟二年(1622年)他就以監(jiān)軍僉事的身份參與了遼東戰(zhàn)事，隨后又歷任監(jiān)軍副使、寧前參政、按察使、巡撫、督師等職，任職期間經(jīng)歷頗多，其中由袁崇煥本人獨當(dāng)一面處理的重大事件包括寧遠(yuǎn)大戰(zhàn)、丁卯之役、寧錦大戰(zhàn)、督師薊遼、請開馬市、斬帥東江、己巳之變、入衛(wèi)京師、薊西設(shè)防、激戰(zhàn)京畿等，這些事件里囊括了袁崇煥從剛嶄露頭角到走向輝煌再轉(zhuǎn)入死彎的全過程，完全可作為我們?nèi)媪私馄淠芰Φ目疾禳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