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穩(wěn)健溫和的征服者

暴烈的蒙古軍隊以“屠城”擴張的方式，縱橫歐亞大陸。但忽必烈一直是比較溫和的，在登基之前率部東征西討的過程中，能夠做到不濫殺；登基以后，更是以穩(wěn)健溫和的行事風格，逐步從征服者角色向統(tǒng)治者角色轉變，體現(xiàn)出政治上的愈益成熟。

1252年，忽必烈率軍由漠北南征大理，大軍行到一個叫曲先腦兒(今蒙古烏蘭巴托正南)的地方宿營，忽必烈決定招待一下手下的武將和臣僚，讓大家痛飲一番。酒過數(shù)巡，興致正濃，高參姚樞對忽必烈講了一個故事。他說，宋太祖趙匡胤派曹彬率軍去攻南唐時，不殺一人，還禁止將士擄掠百姓。因此戰(zhàn)爭過后，市場仍然繁榮，秩序也很穩(wěn)定，金陵群眾把這件事傳為佳話。忽必烈聽了沒有作聲，但他心里明白，這是姚樞的勸諫。第二天，在出征前，忽必烈扶著馬鞍對姚樞大喊：“昨晚你說的曹彬不亂殺人的事，我也能做到，我也能做到！”姚樞高興地回答：“這是圣人的心腸，是百姓的福音，也是國家的幸福??！”第二年，征討大軍進抵大理，忽必烈讓姚樞制訂頒布不許兵士亂殺的命令，于是大理臣民得以保全。

忽必烈認為，在軍事上，征伐本身并不是目的，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征伐是為了占領，占領是為了讓別人臣服。為此，他的軍事行動變得更穩(wěn)健、更有政治意義。他首先制定了“南守北攻”的戰(zhàn)略，他籌謀全局時以南方的辦法對付南方，北方的辦法對付北方。在選擇攻宋的將領上，他選擇了大將伯顏，是因為伯顏不嗜殺人。同時，為防制蒙古人對南方的屠殺，忽必烈一般不輕舉急進，并多次指示部下不要殺戮，有效地減輕了蒙古軍隊對南方的荼毒。

忽必烈具有改革者的作風，他還下令廢止遼金以來的酷刑，革除了宋朝黔面(在臉上刺字)的粗蠻辦法，禁止買賣濫估價格，也曾將賦稅降低。對于南宋有些地主收流民為客戶，既把他們當做佃農(nóng)，也把他們視為農(nóng)奴買賣的行為，忽必烈也下令禁止。馬可·波羅親眼所及，盛贊忽必烈注重農(nóng)事，體恤貧民，儲備饑荒等善政。

二、深沉銳敏平定叛亂

1259年7月，大汗蒙哥在南征宋朝的途中病逝于四川，負責留守漠北的阿里不哥圖謀繼承汗位(與蒙哥、忽必烈為同母兄弟)。忽必烈聞訊后，立即與南宋簽訂合約，迅速率兵北返，于1260年3月在部分蒙古宗王的擁戴下于開平(后稱上都，今內蒙正藍旗東)搶先即大汗位。4月，阿里不哥也在漠北諸宗王的擁戴下，在和林(今蒙古哈爾和林)即大汗位，據(jù)有漠北地區(qū)。雙方展開爭戰(zhàn)，最后，忽必烈取勝，阿里不哥投降。但是，皇位之路并不太平，蒙古宗王的造反仍舊十分激烈。

1287年4月，宗王乃顏起兵造反。不少西北地區(qū)的蒙古宗王也躍躍欲試，準備跟隨乃顏造反。為了平定乃顏叛亂，減少阻力，忽必烈派謀臣阿沙不花前往各個宗王那里游說，勸說他們放棄反叛。阿沙不花謊稱乃顏已經(jīng)投降，只剩下那些蒙在鼓里的宗王孤軍奮戰(zhàn)，然后又大夸忽必烈的圣明和寬大，要他們自己前去解釋以求得“寬大”處理。由于信息的不暢，各宗王信以為真，于是，各宗王紛紛前往向忽必烈告罪，反叛聯(lián)盟因此瓦解。

6月，忽必烈親自率領大軍從上都來到撒兒都魯(今遼河附近)，乃顏糾集了十來萬軍隊進逼忽必烈的住所。忽必烈見敵眾我寡，接受司農(nóng)卿鐵哥的建議，搭設營帳，端坐在胡床上細斟慢飲，效仿諸葛亮的空城計，以計取勝。叛軍雖眾，但見忽必烈鎮(zhèn)定自若，心里害怕，也不敢發(fā)動進攻。不久，忽必烈在乃顏軍隊退縮之時下令大將李庭率領漢軍向叛軍發(fā)起猛烈進攻，乃顏敗走，后被擒殺。7月，忽必烈派人領兵攻打乃顏的余黨，一直向北追到金山(今吉林白城市西南大興安嶺)，全部剿滅了乃顏部的反叛勢力。

經(jīng)過忽必烈在位三十五年的經(jīng)營，通過戰(zhàn)爭手段和政治手段的交替運用，忽必烈成為當時擁有廣大轆域的皇帝，他的疆域北到蒙古、西伯利亞，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西北至今新弧東部，東北至外興安嶺、鄂霍次克海，總面積約一千二百萬平方公里。

三、知人善任集天下英俊

忽必烈在用人上能慧眼識才，唯才是用，不重資歷，大膽提拔人才。他任命十八歲的安童為丞相，安童是元初“開國四杰”之首的木華黎的孫子，但他的突出并不體現(xiàn)在他的門第上，而體現(xiàn)在他能表現(xiàn)出與眾不同的成熟和穩(wěn)重上面。忽必烈與阿里不哥爭汗位得勝后，拘捕了阿里不哥的黨羽千余人，忽必烈問安童：“朕欲置這些人于死地，你以為如何？”安童說：“人各為其主，他們跟隨阿里不哥也是身不由己，這由不得他們選擇。陛下現(xiàn)在剛剛登上汗位，要是因為泄私憤而殺了這些人，那又怎么能讓天下人誠心歸附呢？”忽必烈沒料到一個十六歲的少年竟然說出這樣有見識的話來，驚訝地說：“愛卿年紀尚幼，何從知道這番道理？卿言正與朕意合！”從此，忽必烈對安童就更加另眼相待了。又過了兩年，安童已經(jīng)十八歲了，元世祖看他處世練達，辦事果斷，為人穩(wěn)重，足智多謀，就決定破格提拔他。

在忽必烈智囊團中，還匯集了一批漢族的人才，其中有著名的漢族文人張文謙、劉秉忠、姚樞等人，他們都輔佐忽必烈多年，得到了重用。

忽必烈決心按照中原封建王朝的“漢法”來改造蒙古國家。在經(jīng)濟上，他’‘以農(nóng)桑為急務”，1261年設立了勸農(nóng)司，任命姚樞為大司農(nóng)(掌管農(nóng)桑水利的高官)。1262年，為了整治水利，他請大臣們引薦各種懂得水利的人才。張文謙向忽必烈推薦了郭守敬，郭守敬三十二歲那年，被忽必烈任用來管理水利事業(yè)。1276年，忽必烈根據(jù)劉秉忠生前的建議，派劉衡、王詢和郭守敬主持修訂歷法。在召見郭守敬時，忽必烈對他說：“修改舊歷是劉秉忠的心愿，你是他的學生，理應擔此重任?！惫鼐凑f：“我當嘔心瀝血，不辭勞苦編制新歷。但是歷法的根本在于測驗，而測驗的關鍵是儀器?！焙霰亓颐鼜埼闹t等人協(xié)助制造儀器，并派了十四名監(jiān)候官到全國各地二十七個觀測站進行觀測工作。經(jīng)過四年的辛勤勞動，1280年新歷編成，忽必烈賜名為《授時歷》。

忽必烈任用漢官、重用科學的政策，對國家的統(tǒng)一、社會的發(fā)展、經(jīng)濟的繁榮起了積極作用，奠定了元朝的百年基業(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