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盡管中國軍民進行了頑強的抵抗，但看到的仍是連連丟城失地。隨著上海淪陷，首都南京失守，中華民族陷入空前危急，就在這生死攸關的緊急關頭，被稱為“東方的敦刻爾克大撤退”發(fā)生了。而在這場光照千秋的大撤退中，處于主導地位的便是川人的民生公司與川地軍民百姓。

著名的民生輪船公司是四川合川人盧作孚于1925年創(chuàng)立，戰(zhàn)前主要經營重慶至上海的長江航運。1937年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前，民生公司已擁有輪船46艘，總噸位18718噸，成為我國內河航運最大的民營企業(yè)，長江航運的主力。

抗戰(zhàn)爆發(fā)后，盧作孚臨危受命，被國民政府任命為軍事委員會第二部副部長兼農產、工礦、貿易調整委員會運輸聯(lián)合辦事處主任。自此，盧氏放棄了預定的歐洲之行(戰(zhàn)前曾設想到歐洲旅行考察船運業(yè)務)，全力投身于反侵略戰(zhàn)爭的航運組織之中，并向他的員工明確提出了“民生公司應該首先動員起來參加戰(zhàn)爭”的倡議。隨著華北陷落，淞滬戰(zhàn)爭爆發(fā)，南京告急，武漢面臨威脅，民生公司奉命集中了所有的輪船，在兩個星期內將四個師、兩個獨立旅的川軍將士，由重慶、萬縣等地以最快的速度輸送到了武漢前線。

上海、南京淪陷后，武漢成為中國的政治、軍事中心，盧作浮出任國民政府交通部次長，同時兼任軍事委員會下屬的水陸運輸委員會主任--包括民生公司、招商局等在內的所有大小輪船公司的船只均歸這個委員會指揮。主要的任務就是搶運戰(zhàn)略物資入川。此時，從上海、南京和華北、華中撤退到武漢的工廠設備、戰(zhàn)略物資，大批的軍隊和給養(yǎng)，以及故宮南遷的國寶等等，需要在極短的時間內運到西南后方。盧作孚集中川江中下游的所有輪船，在武漢保衛(wèi)戰(zhàn)的炮火硝煙中，日夜工作，緊急搶運。

1938年10月21日，廣州落入敵手。25日，武漢淪陷，日軍沿長江一線開始向西南大舉進攻。至此，中國國土精華盡失，徹底陷入內無糧草，外無救兵的絕境。整個國民政府抗敵武裝力量，已無一個完整的師可以繼續(xù)作戰(zhàn)。若論外援，除蘇聯(lián)賞賜的一點有限軍援外，英美和其它所謂民主國家皆袖手旁觀，幾無片甲之贈。有些巧合的是，就在武漢淪陷的那天晚上，駐美大使胡適與奉命前往美國借貸的金融家陳光甫，正在美國財政部長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家中拜佛求神，竭求美國方面盡快為借款求援打開綠燈，以為身衰力竭，即將崩潰的中國政府“打一劑救命針”。而這個時候美國的戰(zhàn)略物資如鋼鐵等仍源源注入日本敵國。

在這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決定中國不被滅亡的最后一線希望，就是滯留在武漢西部長江岸邊宜昌城內的九萬噸重要戰(zhàn)略器材——這是中華民族得以生存并決定未來反攻的有生力量。盧作孚后來在回憶這段艱難歲月時說道，那些器材是當時整個中華民族工業(yè)的精華，是國家僅存的一點元氣，全中國的兵工工業(yè)、航空工業(yè)、重工業(yè)、輕工業(yè)的生命，完全交付在這里了。敵機已飛臨宜昌，日軍正向宜昌推進，而民生公司承擔的任務，除了這九萬噸極其重要和珍貴的戰(zhàn)略物資，還有十萬聚集在宜昌等待入川的軍政兩界要員及其部下與附屬人員，外加一百萬噸左右的零散物資和不計其數的難民，處境萬分危急。當時國內重量級的船運實業(yè)家是浙江巨商虞洽卿和盧作孚，虞洽卿掌控的三北輪埠公司、中華公司輪船和鴻安輪船公司更大，總噸位達到9萬余噸，主要在長江下游和海面上經營。但抗戰(zhàn)爆發(fā)后，虞洽卿的船只大部分被鑿沉于長江下游，以封鎖江面，尚余的4萬噸左右大船因吃水深而無法進入川江。當時可在川江行駛的船只有24艘，其中22艘屬于民生公司。

10月23日，就在武漢淪陷的前兩天，盧作孚到達宜昌坐鎮(zhèn)指揮。擺在盧次長面前另一個嚴峻的事實是：從宜昌到重慶，上水航行至少需4天，下水航行至少2天，而當時川江已接近枯水期，較大輪船尚能航行的時間只有40天，過后便是漫長的枯水停航期，也就是說，所有的人和物都必須在40余天的時間內運走。而要完成這么大的運輸量，以民生公司當年的運力計算，需要整整一年。

面對危局，盧作孚到達宜昌的當天晚上，立即召集各輪船公司負責人、船長、技術人員開會，促使眾人要以孫子兵法中所云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悲壯精神，想方設法打破困境，突出重圍，保全中化民族生存、反攻的僅存的一點血脈.次日清晨，隨著太陽光芒初照戰(zhàn)爭陰影籠罩下的宜昌，搶運方案形成，所采取的方法是三段航行：宜昌至三峽入川為第一段，三峽至萬縣為第二段，萬縣至重慶為第三段，以分段運輸縮短航程，多運快運。待運物資中，除了最重要的戰(zhàn)略物資和最不容易裝卸的笨重設備由宜昌直接運到重慶外，次要的、較輕的設備，則縮短一半航程，運到奉節(jié)、巫山或巴東卸下，留待以后再轉運。這樣，川江中水位的時間被充分利用了，僅有的運力也最大限度地發(fā)揮出來。

為了盡快搶送百萬噸零散物資與大批難民，盧作孚指揮部下在三峽航線增設碼頭和轉運站，臨時增加雇工3000多人，征用民間木船850余只予以協(xié)助。

這場后來被著名教育家晏陽初稱為“東方的敦刻爾克大撤退”[注一]行動開始后，盧作孚指揮他的民生公司，在日機轟鳴與殘酷轟炸中，把重要物資的三分之二在40天內安全轉運到大后方。此后，枯水期來臨，中水位輪船已不能在川江繼續(xù)航行，盧作浮臨危不亂，組織民生公司職員改用木船和絞盤拖船裝載著最后三分之一的物資日夜運輸。遇到淺灘水枯處，民生公司的員工與前來援助的軍民一道，改用人力在長江岸邊拖著一艘艘分裝的木船步步艱難前行，從而開始了長江航運史上前所未有的意志與力量的竟拼。盡管有為數眾多的輪船被追遂而來的日機炸沉，有的觸礁而毀，船上水手傷亡慘重，但那大船小船齊頭并進，那軍民不分，通力合作的場面，以及在硝煙密布，彈片橫飛的川江水面負重前行的身影，永遠留在中華民族的精神史上而使后人越發(fā)奮勵。其間，有外國記者拍下了全裸的民生公司職員和當地纖夫，為搶運戰(zhàn)時物資于寒風凜冽中，在長江岸邊匍匐前行的照片。

當這些照片在西方報刊登載后，引起了強大震撼。為此，西方特別是美國人才知道世界東方這個被譏諷為“拿著筷子與日本軍隊交戰(zhàn)”的民族，在最危急的時刻會用肉體與炸彈、刺刀搏斗，用鮮血澆潑戰(zhàn)火的煙焰，中國民眾有著一種不可戰(zhàn)勝的意志與潛在力量——這樣的民族是不會滅亡的。美國民眾援華的呼聲空前高漲，美國政府與議會對中國抗日前途的估計，以及對華政策為之發(fā)生了巨大改觀。

1938年12月，經過民生公司20多艘輪船和征集而來的850多只木船不停地在峽江來回穿梭了40多天后，宜昌大撤退結束。此次搶運的物資，相當于民生公司戰(zhàn)前1936年全年的運輸總量。直到宜昌淪陷前，民生公司運送部隊、傷兵、難民等各類人員，總計150余萬，貨物100余萬噸，其中包括兩萬噸空軍器材和廣東炮廠的物資。正是得益于這次搶運，一批現代化的鋼鐵廠、兵工廠和紡織廠，在長江上游的大后方又相繼建立起來，為國民政府組織反攻和奪取整個抗日戰(zhàn)爭的最后勝利發(fā)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日本軍方后來在檢討武漢會戰(zhàn)得失時，才認識到此次中國軍民拼著性命搶運戰(zhàn)略物資在整個戰(zhàn)爭中的作用，并慨嘆道：“假定昭和十三年(1938)攻占武漢作戰(zhàn)的同時就攻占宜昌，其戰(zhàn)略價值就大不一樣了?！盵李天元 楊金邦《東方的敦克爾刻大撤退》，載《宜昌文史資料》第七輯。]限于當時的特定條件，日本侵略者沒有這樣做，或者上帝沒有給予他們機會實施這一進攻計劃，天佑中華，在川人不惜以肉體/熱血與犧牲生命的全力協(xié)助下，中華民族絕處逢生，最終等到了戰(zhàn)略反攻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