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軍軍史上，第35軍地位有些特殊。在軍閥混戰(zhàn)的年代里，這支源起晉軍，卻又脫離晉軍的部隊不但沒有向那些小軍閥一樣消亡，反而日益壯大，直至成為一支馳騁華北戰(zhàn)場的王牌，儼然一副“我在華北，誰與爭鋒”之勢。

這支由傅作義一手帶出來的精銳之師，或許是在內戰(zhàn)中的出色表現(xiàn)，或許是最終在北平起義的緣故，國共雙方都不太愿意過多的提及，這使35軍被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

傅家軍

說第35軍是“傅家軍”并不為過，因為這是傅作義帶出來的，其基層骨干都是傅氏一手培養(yǎng)，很多人都只知“傅家”而不知國家。其實在傅作義擁有第35軍這個番號之前，還存在過一支湘系的第35軍。

這是一支聽命于唐生智的、在北伐戰(zhàn)爭期間出現(xiàn)的部隊。唐生智反蔣失敗后，部隊由軍長何鍵自行發(fā)展，逐漸在它的發(fā)源地——湖南站穩(wěn)腳根。北伐戰(zhàn)爭結束后第35軍縮編為第19師，何鍵就靠著這個師起家，并最終成為了“湖南王”。關于這個部隊的歷史今后會另行交代，現(xiàn)在就開始說說這個“傅家軍”。

“傅家軍”本不屬于傅作義，它起源于民國初年成立的山西民軍，經(jīng)過歷次改編，于1917年成為山西陸軍第8團。直到傅作義于1924年繼任該團團長后，才開始了“傅家軍”的養(yǎng)成道路。

說起晉軍，人們自然會想到“擅守”。事實上晉軍的擅守就是傅作義打出來的品牌。這支部隊先是在天鎮(zhèn)擋住了國民軍的進攻，又在涿州力敵數(shù)倍于己的奉軍，讓它的對手吃盡苦頭。第8團因履立戰(zhàn)功，先被擴編為第4旅，繼被擴編為第4師，直至成為第10軍。傅作義也依靠這個部隊得到閻錫山的垂青，官至上將總指揮。

由于閻錫山在中原大戰(zhàn)敗于蔣介石，他的晉綏軍被迫接受時任陸海空軍副司令兼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張學良的改編。傅作義指揮的第10軍于1931年1月改編為東北邊防軍第7軍，半年后(6月17日)改稱國民革命軍第35軍，傅作義也隨之成為35軍的第一任軍長，防地則由山西移至綏遠。

當時的晉綏軍，一共只有四個軍，傅作義位列其中，足見地位之高。從派系上來，第32軍軍長商震和第33軍軍長徐永昌都是外來戶，第34軍軍長楊愛源和第35軍軍長傅作義則屬晉軍嫡系。但是當商震帶著32軍的一個師自立門戶、徐永昌只身投奔中央官拜軍令部部長后，閻錫山不得不對自己的嫡系也產(chǎn)生了懷疑。

尤其是當傅作義帶著第35軍(當時偽稱第59軍)在長城抗戰(zhàn)的懷柔戰(zhàn)斗力敵日軍第4旅團，以傷亡900余人(其中陣亡367人)的代價，取得了斃傷日軍600余人(其中陣亡246人)的戰(zhàn)果，使傅的威望日益高漲。

閻錫山更不放心了，楊愛源已經(jīng)被他以升官為由架了空，那么就只剩下傅作義要處理。當時的35軍在名義上轄兩個師六個旅，但第72師長駐山西，閻錫山干脆徹底讓72師脫離35軍的戰(zhàn)斗序列。緊接著，閻錫山又把第73師的番號要走，另行組建，對于第73師所屬的三個旅也以綏遠財政困難等諸多原因而強行要求裁減掉一個旅。

如此種種，不僅傅作義無法接受，第73師的官兵們也產(chǎn)生了抵觸情緒。經(jīng)過抗爭，閻錫山勉強同意只裁掉師部和其中的一個旅部，將原本的三旅六團制改為兩旅六團制。閻錫山雖然沒有完全剝奪傅作義的兵權，但卻達成了縮減兵力以及給傅作義提個醒的目的，可卻沒想到此舉堅定了傅作義另起爐灶的想法。

當全面抗戰(zhàn)進入到第三年時，傅作義見綏遠境內已無其它晉軍部隊，加上閻錫山在山西自顧不瑕等諸多因素，認為時機成熟，便派人到重慶和蘭州活動，終于被任命為第8戰(zhàn)區(qū)副司令長官 ，全權指揮綏遠軍政指揮事宜，就此開始了“獨立活動”。此后傅作義在綏遠整軍經(jīng)武，并開辦了培養(yǎng)嫡系干部的軍事培訓機構。1940年又因五原大捷，而被軍政部批準增編兩個軍，傅作義以第35軍為基礎進行大擴編，至此成為綏遠之主，傅家軍正式登上了歷史舞臺。

在傅家軍中，早期的杰出將領有二虎——孫蘭峰和董其武，后期有三杰——袁慶榮、安春山、郭景云，此外還有王建業(yè)、王雷震、馮梓、李思溫、劉春方、馬逢辰、孫英年、張世珍等人，都是能征擅戰(zhàn)之將。

抗戰(zhàn)

說起抗戰(zhàn)名軍，第35軍當仁不讓。它成名的第一仗，便是1933年的懷柔一役。

第35軍是在1933年1月25日接到參戰(zhàn)命令的。為了迷惑日軍，第35軍出征時改用了第59軍的番號，這一度使后人誤判為35軍沒有參戰(zhàn)。35軍開赴前線已經(jīng)是4月下旬的事了，之后又在昌平待了半個月，作預備隊使用。5月14日，第35軍終于接到了參戰(zhàn)命令，它的任務是在懷柔布防，阻擋住日軍，保障平津地區(qū)的安全。

懷柔，是中國軍隊在平津地區(qū)的最后一道防線，也是中國與日本在談判桌上的一個重要籌碼，懷柔能否成功守住，成為了焦點。對此，傅作義提出了“七分用土、三分用槍”的防御方針，充分發(fā)揮己部的優(yōu)勢，大打防御戰(zhàn)。

懷柔一役從5月17日開始的到23日結束，日軍第4旅團(附野炮兵第8聯(lián)隊、臨時重炮兵中隊等部)主力發(fā)起輪番進攻，但進展甚微。直到59軍奉北平軍分會的命令后撤，才結束了這場惡戰(zhàn)。戰(zhàn)后，第59軍恢復35軍的番號，仍駐防綏遠。

在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的前一年，也就是1936年，第35軍又在綏東地區(qū)將德王的偽蒙軍打得人仰馬翻，順帶著把王英的“大汗義軍”也給一鍋端。綏東一戰(zhàn)，使35軍的名頭更加響亮，就連《大公報》都一連數(shù)天予以長篇報道。

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后，第35軍率先對盤踞商都的偽蒙軍發(fā)起進攻，一舉攻下該城，成為八年抗戰(zhàn)中第一支收復失地的軍隊。此后該軍奉調山西，先后經(jīng)歷了忻口和太原兩次惡戰(zhàn)，元氣大傷。不過因為35軍的出力，閻錫山同意撥發(fā)兩個師的番號(即第73師、第101師)，使35軍的建制得到擴大。1939年第35軍重回綏遠，部隊也在經(jīng)過重整后擴編為三個師(即第101師、新編第31師、新編第32師)，實力得到進一步加強。

在1939年的冬季攻勢中，第35軍與日軍惡戰(zhàn)包頭、五原，取得了擊斃日軍騎兵第14聯(lián)隊長小林一男(這是日軍在綏遠陣亡的最高級軍官)、五原特務機關長桑原荒一郎、殲滅綏西警備軍的戰(zhàn)果。

五原在當時是中國軍隊在綏遠的軍事中心，也是綏遠省政府的政治中心，五原的收復，不僅使籠罩在戰(zhàn)局失利陰影下的軍民士氣為之一振，也給了在華北地區(qū)的日偽軍以沉重打擊，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為此，軍事委員會特授兼任第35軍軍長的傅作義青天白日勛章一枚，授予在反攻中出力最多的新編第32師95團第1營榮譽旗(俗稱飛虎旗)一面，其他參戰(zhàn)將領也都各有勛賞。值得一提的是，新編第32師95團第1營是國軍各部中第一支獲得榮譽旗的部隊，也是獲旗單位中唯一一個營級單位。第一面榮譽旗被頒發(fā)給與中央軍嫡系無關的地方軍，給綏遠各路雜牌和傅作義都掙足了面子，使標榜為中央軍嫡系的各路精銳顏面無存。

在接下來的四年中，35軍仍然在綏遠與日軍相持。在此期間，日軍的歷任駐蒙軍司令官在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調集部隊尋求與35軍決戰(zhàn)，但全都失望離職。35軍在此期間也先后迎來了它的第二任和第三任軍長——二虎之一的董其武、傅氏智囊魯英麟。

1944年1月，第35軍迎來了它的第二任軍長——傅作義麾下二虎之一的董其武。不過這位后來成為解放軍開國上將的將軍只在軍長的位子上待了一年半多，就調升為戰(zhàn)區(qū)政治部主任。繼任的魯英麟雖然足智多謀，但由于是半路入伙，在軍中威望不高。魯英麟倒也有自知之名，他到任后就申明自己只是過渡，他這個軍長也只是傅作義的傳話人。加上之后抗戰(zhàn)的勝利，35軍的官兵們全都沉浸到勝利的喜悅之中，也就沒有多少人去反對這位軍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