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隋使可以說是后來遣唐使的先驅，唐滅隋后，日本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幾次使團。其次數之多、規(guī)模之大、時間之久、內容之豐富，可謂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舉。雖然此前日本也曾小規(guī)模派過遣唐使，但如此大規(guī)模不惜血本的派遣，恐怕要從中日白村江之戰(zhàn)說起。

據史料記載：公元4世紀，朝鮮半島形成高句麗、百濟、新羅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百濟因受到高句麗和新羅的威脅，想借日本之力進行對抗。而日本則企圖利用這種形勢，在朝鮮半島建立自己的統(tǒng)治勢力。663年8月17日，唐將劉仁愿、孫仁師與新羅王率陸軍團團圍住周留城。唐將劉仁軌、杜爽與百濟降將扶余隆則帶領戰(zhàn)船170艘列陣白村江口。8月27日，日本援軍萬余人，分乘戰(zhàn)船千艘，與唐朝水軍不期而遇。翌日，白村江戰(zhàn)役開戰(zhàn)，唐朝、新羅聯(lián)軍充分發(fā)揮自身優(yōu)勢，將兵力、船艦皆數倍于己的倭國、百濟聯(lián)軍打得大敗。白村江之戰(zhàn)基本上決定了當時東亞地區(qū)的政治格局。百濟滅亡后，667年，唐朝和新羅聯(lián)軍乘機進攻，翌年攻陷平壤，存在705年之久的高句麗滅亡。

此次戰(zhàn)役是中日兩國作為國家實體進行的第一次交戰(zhàn)，導致日軍戰(zhàn)船全部被焚毀，數萬日軍被殺或溺死，日軍被迫退守本土。日本中大兄皇子深恐唐朝與新羅軍隊進攻日本本土，于是從664年起，花費巨資，先后構建了四道防線。其中，日本在九州的太宰府建“水城”。它實際上是一座用于防御的土壩，壩長1.2公里，底部寬80米，高十幾米，外側是一條5米深的水溝。為了保險，667年，日本將都城從飛鳥遷至近江大津宮。不過，唐朝和新羅的軍隊并沒有乘勝進軍日本本土。

自白江村之戰(zhàn)遭受慘敗后，日本深知自己不是中國的對手，若不趕緊求和，唐朝一旦下決心發(fā)動進攻日本連還手之力都沒有。此后，日本執(zhí)政者一直數百年間連續(xù)派出13批遣唐使，以唐為師，學習大唐的政治經濟文化，仿造唐朝，推行大化改新，從而實現了自身的進步。直到1592年，豐臣秀吉侵略朝鮮(中間元朝擊倭不算數)，近一千年間日本未敢再和中國叫板。而此后日本國策也由過去的地區(qū)政治進取轉向了內斂、和平、發(fā)展的方向。

遣唐使團在中國受到盛情接待。唐朝有關州府得到使團抵達的報告后，馬上迎進館舍，安排食宿，一面飛奏朝廷。地方政府派專差護送獲準進京的使團主要成員去長安，路途一切費用均由中國政府負擔。遣唐使抵長安后有唐廷內使引馬出迎，奉酒肉慰勞，隨后上馬由內使導入京城，住進四方館，由監(jiān)使負責接待。按著遣唐使呈上貢物，唐皇下詔嘉獎，接見日本使臣，并在內殿賜宴，還給使臣授爵賞賜。遣唐使臣在長安和內地一般要逗留一年左右，可以到處參觀訪問和買書購物，充分領略唐朝風土人情。遣唐使歸國前照例有餞別儀式，設宴暢飲，贈賜禮物，珍重惜別。唐朝政府除優(yōu)待使臣外還給日本朝廷贈送大量禮物，表現了泱泱大國的風度。最后遣唐使一行由內使監(jiān)送至沿海，滿載而歸。

善于向強者低頭并虛心學習，不能不說這是日本人的一個強項。唐代時日本頻派“遣唐使”之舉，是日本在吸收唐朝先進文化的基礎上，很快發(fā)展又成為東亞強國根本原因。我們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為什么會在自身的戰(zhàn)敗中實現自身的重大飛躍？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戰(zhàn)敗的日本掀起了學習美國的熱潮，不到25年便崛起成為世界第三工業(yè)國。由此可見，日本是一個適應能力非常強的民族，憂患意識讓他們有著極其敏銳的豺狼嗅覺，有著較強的生存技巧。不敵的時候日本會用心學習別國的長處，有機可乘的時候它會露出豺狼本性。

在中日兩國關系史上，尋釁滋事、發(fā)動侵略并企圖吞噬對方的一直是日本，而不是中國。在長達數千年的古代歷史長河中，發(fā)達強盛的中國一直向日本輸出先進文化，沐浴著日本的成長。而對日本政府來說，求友好和平卻常常反其道而行之。在歷史上，中國比日本強大的時代，對日本來說是福，而日本比中國強大的時代，對中國卻多是禍。如今，日本右翼勢力主導的政府每一步都深藏遏制中國之心，仇華情節(jié)日勝一日。

歷史和現實都充分證明，日本其侵略野心從未改變，身為中國人，幾乎就注定無法避免與日本這個近鄰發(fā)生各種各樣的糾纏。基于此，認識日本、研究日本、了解日本，對中國人(尤其是政治領袖)而言都十分必要，甚至是一種生存必修課。當然，正確認識我們自己，彌補自身的不足之處也刻不容緩。其實相當多的國人(包括本人)在勤奮進取、謙虛、愛國、團隊意識、遵紀守法等個人素質方面不及日本人。因此，面對不可一世、一意孤行的日本人，譴責也好，抗議也罷，都無濟于事，最終“打鐵還需自身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