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今戰(zhàn)例上，一般大兵團作戰(zhàn)，都喜歡“四面合圍”或者“分進合擊”的方式，然而，作為兵力較弱的一方，也會利用地形，機動作戰(zhàn)，鉆進敵人各部之間的空隙，集中兵力，各個殲滅，發(fā)生在明朝后期的薩爾滸之戰(zhàn)，就是這方面的經(jīng)典戰(zhàn)例。

在明朝萬歷后期，大明與后金已成明顯敵對的雙方，在遼東一帶經(jīng)常展開戰(zhàn)爭，互有勝敗。明朝方面覺得必須徹底解決后金這個麻煩，于是決定興大兵，以數(shù)量上的優(yōu)勢擊敗后金。而后金方面呢，努爾哈赤也覺得必須擊敗明朝，尤其是殲滅其精銳兵團，以便在今后的交戰(zhàn)中占上風，雙方都在尋找一場決戰(zhàn)。

公元1619年正月，決戰(zhàn)機會來了，明朝方面集中47萬兵力向遼東發(fā)起進攻，由楊鎬坐鎮(zhèn)指揮，明朝方面真實的兵力，一直說法不一，有的說不過11萬，有的說約20萬，反正數(shù)量遠多于后金。都是強有力的軍隊，但強有力的軍隊組合起來，未必是強有力的團隊，因為戰(zhàn)斗力不等于簡單的加法或者組合，還得看各路軍配合。明軍當時從四個方面進軍，從北面進軍的是馬林兵團，從西面進軍的是杜松兵團;南面是劉綎兵團，西南面是李如柏兵團。整個作戰(zhàn)部署是“分進合擊”的思維，看上去似乎穩(wěn)妥而全面，然而，似乎沒有考慮到戰(zhàn)爭條件的多樣性和地理的復雜性。

而作為敵對的一方，后金的總指揮努爾哈赤說：“憑爾幾路來，我只一路去”，就是說不管你明朝來多少人馬，我都不會去一一應對，而是集中優(yōu)勢兵力，進攻你一路，以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其實，努爾哈赤說這話的時候，未必勝券在握，他作為較弱的一方，也只能用這種方法來迎敵，計謀其實也是逼出來的。

明朝軍隊雖然規(guī)模龐大，但有一個最大的缺陷：各路人馬之間的進軍速度不協(xié)調，各有參差，這樣一來，就給了后金鉆空子的機會。出發(fā)一段時間，漏洞就出現(xiàn)了，西面杜松兵團已經(jīng)突飛猛進，上了前線，南面劉綎卻還遲滯在路上。努爾哈赤慌忙率軍重點進攻杜松兵團，三月，兩軍在薩爾滸遭遇。明軍與后金軍隊展開激戰(zhàn)，從早至晚，前一階段不分勝負，但一到黃昏，后金熟悉地形的優(yōu)勢顯示出來了，在光線昏暗的情況下，后金占領了河畔、山腳等戰(zhàn)略要地，以密集的射擊向明軍發(fā)動摧毀性的進攻，明軍外無援軍，內受強攻，終于全線崩潰，死傷慘重，杜松戰(zhàn)死。

在其他三路軍隊還在路上的情況下，明朝的西邊人馬已經(jīng)被解決掉，不僅戰(zhàn)斗力喪失，而且重重地動搖了明軍軍心。正在前進的北路軍得到消息，不敢進攻，只好就地布防。但北路軍犯了一個很嚴重的錯誤，他們當時配備了足夠的火器火炮，如果駐守不動，倒還可以和后金戰(zhàn)一個平局，而北路軍總指揮馬林對敵軍人數(shù)估計不夠，命令陣營移動，想發(fā)動進攻，但正當移動之際，各部之間前后不相應，稍有混亂，失去防御的陣營，后金軍隊從高地俯沖而下，發(fā)動突襲，明軍猝不及防，全軍覆滅，只剩下馬林少數(shù)幾個逃跑。北路軍被解決之后，明軍人數(shù)上的優(yōu)勢喪失殆盡，接著便是劉綎軍隊和南路潰敗，努爾哈赤大獲全勝。薩爾滸之戰(zhàn)是后明與后金戰(zhàn)爭逆轉的關鍵，從此后金轉入攻勢。

競爭對手雖然強大，但如果將其分拆來看待，針對其虛弱的部分，發(fā)揮自己

今日網(wǎng)絡時代，炒作無處不在，其實古人也很重視炒作。唐代的杜甫就是一位炒作高手，他一生給李白寫詩數(shù)十首，以顯示自己與名人不一般的關系，而李白只回了他一首打油詩。

到晚清之際，文人士大夫更是崇尚清談，好論時事、兵事、外事，以顯示自己的高明，炒作之風盛極一時。但這些手法在一個人眼里，卻只是小兒科，他就是左宗棠——如果要評“大清第一炒作高手”，那非左宗棠莫屬。

在任何時候，一個人要想出名，最好的辦法是有“故事”，而左公恰恰是這樣的人。

早在學生時期，左宗棠就“好大言，每成一藝，輒先自詫”。他每寫完一篇文章，都要先自我欣賞一番：怎么寫得這么好，難道真的是我寫的嗎？

成年后的左宗棠，更是擅長“編故事”。第一個故事，道光十年(1830年)，江蘇布政使賀長齡丁憂回湘，當時年僅18歲名不見經(jīng)傳的“農(nóng)村知識青年”左宗棠拜訪他，賀為左之才氣所驚，“以國士相待”，與左盤旋多日，談詩論文，還親自在書架前爬上爬下，挑選自己的藏書借給左看。

此事載于《左文襄公年譜》，問題是二人見面的事，其他人并不在場，如何佐證？極有可能是左公自己創(chuàng)作或傳播出來的。賀長齡是晚清的大學者，賀長齡之弟賀熙齡是左宗棠在城南書院的老師，他非常喜愛左宗棠，稱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學則確然有所得”，也僅此而已。

第二個故事，道光十七年(1837年)，回家省親的兩江總督陶澍見到20多歲的舉人左宗棠，“一見目為奇才”，“竟夕傾談，相與訂交而別”。不久又和他訂下了兒女親家。

這個故事較之前一個更是“別有用心”。陶澍愛才，左宗棠得知陶大人回鄉(xiāng)必經(jīng)醴陵，故而事先寫下一副對聯(lián)：“春殿語從容，廿載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翹首公歸?！鄙下?lián)“印心石”隱含了陶澍一個引以為豪的故事，看到此聯(lián)，自然心花怒放，引為知音;下聯(lián)更赤裸裸地拍了陶大人一記馬屁?？傊桓睂β?lián)擊中了一個傳統(tǒng)士大夫官僚的軟肋，竟然不顧年齡和輩份懸殊，與之結為親家。

第三個故事，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云貴總督林則徐在回家途中，因為聞悉左的大名，特意邀左到湘江邊一敘。林則徐“一見傾倒，詫為絕世奇才，宴談達曙乃別”。其實，林則徐見左宗棠，并非“聞聽”其大名，而是緣于陶澍。陶、林二人關系不淺，左又是陶的親家，陶在信中早已向林大人介紹過許多左的故事。左公拜見林大人，也是因為陶親家的授意。林大人樂得給陶公一個面子，自然不惜美言。

那么，三個故事都聚焦在左宗棠的“奇才”上，此時的左公到底露出過什么奇才？后人很難曉得。憑常識判斷，無非是左宗棠的口才，至于詩文之才——左公顯然不如李鴻章，至今不見左公留有名詩文。至于其它才能，憑初識的一面應該難以判斷。

為了抬高故事中的人物，左宗棠也毫不吝惜地抬舉他見過的名人，如林則徐在左宗棠心目中被視為“天人”。更關鍵的是，這些故事一般限于二人交往之間，外人之所以得知，無非是當事人的對外傳播。于是真真假假、虛虛實實，反正都變成了故事。對此，《清史稿》中說得直白：“(左公)喜為壯語驚眾，名在公卿間。嘗以諸葛亮自比，人目其狂也。胡林翼亟稱之，謂橫覽九州，更無才出其右者。”

還有一個經(jīng)典段子，說的是長沙發(fā)生“劣幕事件”，左宗棠被人告發(fā)，受到追查，有個叫潘祖蔭的大臣向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說：“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無宗棠也?！备菍⒆蠊У教焐?。

潘祖蔭的一道奏折果真如此管用嗎？非也，左宗棠之所以被赦，完全得益于曾國藩、胡林翼、郭嵩燾等人的保救。而潘祖蔭這句話或許是真的，卻未見載于《清史稿》，倒是在民間廣為流傳。其所以流布者，無非是左公有意炒作，這與左公“喜為壯語驚人”的秉性極為相得。因此，當左宗棠后來抹殺曾國藩的救命之恩，即令時人感覺不公，為之抱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