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又稱寺人、閹人、內侍、太監(jiān)，是中國歷史上的一類怪胎。他們或受刑，或自宮，或天閹，不能行男道，不能育兒女，只好賴在宮廷，為皇帝、后妃、宗室做事，以求得生存、富貴和權勢，成為皇權社會的附庸和毒瘤。

“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聽之不似人聲，察之不近人情”(唐甄《潛書》)，宦官這類特殊群體，雖然可憐、可悲，但更可恨、可惡。他們經(jīng)常在皇帝左右，在伺候飲食起居、兼顧跑腿辦事中練就了察言觀色、迎逢拍馬的本領，深得皇帝歡心，用小誠實換來了皇帝的大信賴，繼而欺上瞞下，干預朝政。

宦官多的朝代，是非多，禍患也重。東漢后期，桓帝利用心腹宦官扳倒了外戚勢力，卻由此掉進了宦官專權的漩渦;唐代中期，特別是安史之亂后，宦官勢力迅速崛起，他們掌握軍政大權，甚至連皇帝的廢立也由他們決定和施行。此等內患，也引法激烈的政治對抗，漢少帝、唐文宗時都曾有鏟除宦官的行動。

東漢中平六年(189年)，少帝即位不久，大將軍何進聯(lián)絡各級官員，計劃徹底消滅宦官勢力，由于密謀泄露，宦官先發(fā)制人，將何進騙入宮中殺掉。何進死后，袁紹聯(lián)合何進部下發(fā)動兵變，沖入皇宮，“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蛴袩o須而誤死者，至自發(fā)露然后得免。死者二千余人”(《后漢書·何進傳》)。這次行動，并未能徹底鏟除宦官勢力，少帝被宦官劫持。

大唐太和九年(835年)十一月，文宗派人毒死宦官頭子王守澄后不久，又想趁機把宮廷內有權有勢的宦官一網(wǎng)打盡，結果心腹李訓做事不周，出了亂子，“已而訓謀悉逐中官，士良悟其謀，與右神策軍中尉魚弘志、大盈庫使宋守義挾帝還宮”(《新唐書·仇士良傳》)。這場著名的“甘露之變”，不僅沒能鏟除宦官，反而迫使宦官大開殺戒，朝廷一半以上的公卿死于非命，文宗也成了囚徒。

“甘露之變”六十多年后，大唐帝國再次掀起了一股誅殺宦官的怒潮，總指揮就是大名鼎鼎的朱溫。天復元年(901年)十一月，昭宗被宦官韓全誨幽禁，次月被劫持到鳳翔，被鳳翔節(jié)度使李茂貞控制。天復三年(903年)正月，李茂貞投降朱溫，昭宗被朱溫控制，隨即朱溫聯(lián)合宰相崔胤“殺中官七百余人”(《新唐書·昭宗本紀》)，“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新五代史·宦官傳》)。

朱溫為何對宦官如此痛恨？筆者認為有三個原因。其一，朱溫是剛猛的男人，從骨子里就厭惡那些不男不女的宦官;其二，昭宗在位時兩次被劫持，一次為宦官劉季述，一次為宦官韓全誨，皆為宦官所為，宦官的毒害甚大;其三，文宗以來，皇權已被宦官踩在腳下，特別是昭宗屢受宦官脅迫，天下人無不痛恨宦官，朱溫誅殺宦官，是為了順應民意，收買人心，為日后篡位撈取政治資本。

于公于私，朱溫都不會對宦官心慈手軟。朱溫一頓刀光劍影，朝中的宦官死的死，亡的亡，一個不留，一個不剩，其他散落在外的宦官“多為諸鎮(zhèn)所藏匿而不殺”(《新五代史·宦官傳》)。宮廷中沒有了宦官，皇帝有事怎么辦？朱溫有辦法，宮女妃嬪派上了用場，昭宗“每宣諭宰臣，但令宮嬪來往”(《舊唐書·后妃傳》)。朱溫掌權以來，昭宗、哀帝兩朝再無宦官，直至大唐帝國覆亡。

朱溫是政治家，深知宦官對皇權的危害，沒有宦官作祟，唐朝何以亡國？朱溫建立后梁后，繼續(xù)堅持滅絕宦官的路線，見一個殺一個，見一對殺一雙。那些藏匿在各地藩鎮(zhèn)的宦官，哪里敢露頭？朱溫如此，其身后兩代皇帝皆如此。后梁存活了十七年，朝中無一宦官，成為中國歷朝歷代中唯一沒有宦官的王朝。歐陽修在編著《新五代史·宦官傳》時所羅列的幾個宦官，沒有一人屬于后梁。

宦官是王朝禍患，婦人也是。朱溫抵制宦官，卻不抵制婦人，甚至連臣妻、兒媳都染指。因為女人媚惑，朱溫在石榴裙下迷失了自我，甚至想把皇位傳給養(yǎng)子，最終招來殺身之禍。朱溫一死，后梁內亂，之后兩任皇帝皆為無能之輩，最終被后唐取代。后唐建立后，莊宗李存勖“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shù)百人，宦者遂復用事”(《新五代史·宦官傳》)，繼續(xù)危害皇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