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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閉關鎖國的歷史由來 王安石變法失敗搞亡國家

        2016-11-29 15:07:03  來源:360常識網   熱度:
        導語:王安石不貪色、不愛財。中國傳統(tǒng)思想中,一個大壞官,無非這兩條,可是他一條都不粘。這樣一個道德高尚、百毒不侵的人,勤勤懇懇、日以繼夜

        王安石不貪色、不愛財。中國傳統(tǒng)思想中,一個大壞官,無非這兩條,可是他一條都不粘。這樣一個道德高尚、百毒不侵的人,勤勤懇懇、日以繼夜地把國家搞亡掉了,你怎么評價他?所以說,這是一個特別有意思的人,是一個特別需要警惕的人。

        王安石這個人是中國經濟史、政治史上充滿了重大爭議的標桿性人物。我們常常說一個歷史人物不易評論,是因為他“面目不清”,可王安石這個人面目很清晰,還是不易評價。

        在宋代,人們就不知道如何評價王安石。鄧廣銘在創(chuàng)作《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時便感慨說:

        “找不到一篇記述王安石生平的行狀、墓志和神道碑之類的文字,不但見不到全篇,連片段的甚至三言兩語的引證也看不到。”

        也就是說,大家對這個改變了帝國以及所有人命運的大人物視而不見。

        這個人才華橫溢,詩文獨步天下,是公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他讀書很多,自詡讀遍天下所有的書。他辯才無礙,雖然說“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可是講起《周禮》,舉朝無人比他更爛熟于心。他把司馬光、蘇東坡等人整得很慘,可是沒有人敢于說自己的才華比他高。

        他還是個非常能干的干吏,很懂財經之道,當官不靠后臺,科舉出身,從縣一級干起,當過知縣、通判,一直干到中央。他對所有的行政關節(jié)非常嫻熟,誰都騙不了他。

        他不修邊幅,不通人情。宋是一個士大夫之國,大家都穿得很體面,彬彬有禮,偏偏這個王安石不洗頭、不剃須,每天身上很臭地來上朝,還整天死著一張臉,同僚都叫他“拗相公”。他不拉幫結派,獨來獨往,跟任何人都沒關系。

        更要命的是,他不貪色、不愛財。中國傳統(tǒng)思想中,一個大壞官,無非這兩條,可是王安石一條都不粘。他節(jié)儉清廉,視富貴如浮云,每次發(fā)官餉,總是拎了一袋子錢回家,數也不數就上繳給妻子。他還終生不納妾,在風流開放的宋代文人中絕無僅有。他當然不通敵、不賣國,是一個視國家利益為上的愛國主義者。

        這樣一個道德高尚、百毒不侵的人,勤勤懇懇、日以繼夜地把國家搞亡掉了,你怎么評價他?

        所以說,這是一個特別有意思的人,是一個特別需要警惕的人。

        在中國歷史上,像他這樣的人雖然鳳毛麟角,卻也并非僅見。他們?yōu)楣偾逭?,工作操勞,辦事雷厲風行,行政效率極高,而且不以私利參雜于國事。他們力主國家主義,不惜以犧牲民間工商自由為代價,換得中央集權制度的恢復與穩(wěn)定。他們提出的行政口號往往是“均貧富”,可是最終的結果一定是將民間的富人和窮人一起剝奪。從經濟歷史角度來觀察,這些“理財大師”往往是中國式的“治亂循環(huán)”的轉折點。

        自宋之后,到明清兩代的數百年間,王安石是政治史上的“失蹤者”,大家頂多說說他的那些詩歌散文。一直到20世紀以后,他突然咸魚大翻身,1908年,當世最著名的政論家梁啟超寫《王安石傳》,宣告“翻中國歷史上第一大冤案”,王安石突然再成政治大明星。

        王安石的“復活”,自然與當時的國家境遇及世界環(huán)境有關。鴉片戰(zhàn)爭之后,中國淪為“東亞病夫”,為了尋求強國之道,推行國家集權主義便成為政治和知識界的主流意識。

        在當時,無論是保皇黨人還是革命黨人,都做如是想,錢穆說:“至晚清而主變法者,爭言荊公政術。”放眼世界,無論是1917年蘇聯的誕生,還是1930年代納粹德國、日本帝國的崛起或美國的“羅斯福新政”,都被看成是國家主義的勝利。

        從此以后,王安石成為了主流意識形態(tài)中無可爭議的大改革家,進入民國乃至1949年之后,王的聲望越來越高。郭沫若認為,秦漢之后第一個大政治家就屬王安石,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推崇的兩位改革家,一是商鞅,一是王安石。

        面對這樣一個充滿爭議的人物和歷史事件,若我們將之放在中央集權制度的兩千年演進史中進行觀察,也許會得出一些稍稍清晰的結論。

        “王安石變法”,與之前的“管仲變法”、“商鞅變法”、“桑弘羊變法”、“王莽變法”乃至“劉晏變法”一脈相連,是歷代治國者在經濟集權政策上的一次大試驗。就如同桑弘羊欣賞商鞅,劉晏鐘情桑弘羊一樣,王安石對桑、劉兩人也十分推崇,他在與司馬光的論戰(zhàn)中認定,用國有專營政策來抑制兼并、均和貧富是古代賢君的治國之正道,后世只有桑、劉“粗合此意”。由此可見,歷代“變法”衍續(xù)的是同一邏輯。

        王安石的激進程度與王莽頗為接近,他們前后相隔約千年,是兩次分別向兩極挑戰(zhàn)的變革運動,前者試圖回到“周禮”和“井田制”,后者則試圖用“計劃之手”把每個經濟元素都管理起來,他們都同樣的激烈和充滿了理想主義的氣質,可是都同樣遭遇慘敗,并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一個帝國的滅亡。

        從制度創(chuàng)新的層面來看,“王安石變法”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之前的任何一次。它是最后一次建設性探險,是整體配套性體制改革的“終結之作”。

        一個特別嚴重的后果是,“王安石變法”的失敗給后來的治國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陰影。一位如此才華卓著的財經大師,在工商經濟如何發(fā)達的宏觀環(huán)境中,進行一場如此全方位的配套改革,卻造成如此慘烈的失敗結局,這令所有的后來者對激進式變革望而卻步。

        它的失敗可以說是歷史性的,表明基礎于法家戰(zhàn)略和儒家倫理的治國手段在經濟改革領域已經無路可走,進不可得,退亦不可得。自北宋之后,南宋、明清歷代治國者基本放棄了體制內的制度創(chuàng)新,開始用更加嚴酷的管制方式來維持統(tǒng)治,其經濟策略越來越謹小慎微、趨向保守,最終走進了閉關鎖國的死胡同。

        所以說,自王安石之后的中國,真正嚴肅的經濟問題只剩下一個,那就是——穩(wěn)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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