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一個夏季，一道發(fā)自汴京的人事任命，在朝野掀起廣泛質疑。任命的內容是：原吏部員外郎(正七品)文及甫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陜州。用白話講，相當于一個研究員出任陜州市長。至于為什么引起質疑，則要從文及甫28歲的年齡說起。雖然這個年紀做官很常見，但是一個28歲的青年干部得到如此重任，當時的人在驚訝之余，不免要對當事人的家庭背景浮想聯(lián)翩。一打聽，果不其然，原來小文同志是當朝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潞公文彥博家的六公子。

謎底揭開，輿論嘩然。門下省諫官蘇轍、王覿在朝會上當面參劾一手操縱這項任命的中書侍郎，說他“非次進用文及甫”的動機是“欲結文彥博”。由此可見，從古代官員的年齡問題觀察古代仕宦制度變遷，倒是可以作一番有趣的探討。

從史書記載看，秦皇漢武時代的官場大概還不存在年齡問題，最著名的事例如甘羅，年方十二，就以出使趙國有功，官拜上卿。而據(jù)《戰(zhàn)國策》介紹，此上卿亦非憑空提拔，在此之前，他已經是相國呂不韋屬下的一個正規(guī)官員，任少庶子，職責是協(xié)同中庶子負責中高級干部(卿、大夫)庶生子弟的教育工作。《漢書》卷七十六共收六個昭宣時的二千石高官傳記，其中有五個都是在甘羅這個年齡段就參加工作了，因此可知，當時出任公職，沒有嚴格的年齡限制。

年齡成為問題的由來，始于察舉的腐敗。所謂察舉，就是州郡每年要向中央推薦人才的選官制度。常規(guī)的推薦科目主要是孝廉和秀才，并稱入仕正途，好比后世進士登第。誰能料到，法久弊生，把持察舉大權的特權階層玩起了壟斷仕途的潛規(guī)則：你在甲州提拔我的子弟，我在乙州薦舉你的子弟，等到被舉者也當上握有察舉權的郡守后，再薦舉當初舉我者的子弟……漢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長水校尉樊倏上書反映這個問題：“現(xiàn)在郡國舉孝廉，都舉那些能夠有所回報的年輕人，至于那些有名望有學問的年長者，大多數(shù)都無人問津。”說明在這個宗師自主選才、門生循環(huán)相報的過程中，孝廉的整體年輕化趨向也愈加明顯起來。

但是這種年輕化不僅僅使察舉喪失了選賢納士的本義，對改善吏治也無益可言，所以到了漢順帝時，有尚書令左雄上書說：“郡國每年舉孝廉，都是馬上就要授職施政、教化民眾的，應該選取那些老成可用之人。孔子稱：‘四十不惑’;《禮記》稱：‘四十曰強，而仕。’請從現(xiàn)在起規(guī)定：年齡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边@個建議很快就被期望中興的順帝采納，陽嘉元年(公元132年)冬11月，他“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但是對于那些有特殊才干的，才華如同顏回、子奇之人，可以不拘年齡。這道詔令，很可能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把儒家的“四十強仕”思想落實為法定制度，后人稱作“陽嘉新制”。

兩個月后，138個年齡在60歲以上的年高有才之人被中央統(tǒng)一授予官職，成為“陽嘉新制”的第一批得益者。與此同時，“限年四十”的制度也得以比較認真地執(zhí)行。實行新制的第一年，有個廣陵薦舉的孝廉徐淑來尚書臺接受復審，負責審核的官員看他年貌遠遠不及四十，徐淑說：“詔書不是說，才華有如顏回、子奇就不拘年齡嗎？所以本郡就選上我了。”經他這么一說，倒把這位官員給難住了。左雄聽說了，就問徐淑：“當年顏回聞一知十，請問你聞一知幾？”徐淑答不上來，當場就被退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