燭影斧聲究竟是何歷史之謎？燭影斧聲，也稱斧聲燭影，是指宋太祖趙匡胤暴死，宋太宗趙光義即位之間所發(fā)生的一個謎案。由于趙匡胤并沒有按照傳統(tǒng)習慣將皇位傳給自己的兒子，而是傳給了弟弟趙光義，后世因此懷疑趙光義謀殺兄長而篡位。

“宋太祖死時沒有留下傳位于太宗的遺詔”，這一觀點在學術(shù)界已久成“定論”。這一“定論”的論據(jù)是：“官書正史中未記載過太祖?zhèn)魑贿z詔”，“宋太宗即位時未宣布任何遺詔以杜眾口之疑”。本文依據(jù)《宋會要輯稿》中首次發(fā)現(xiàn)的太祖?zhèn)魑贿z詔和宋太宗宣布遺詔后即位的記載，說明上述“定論”在史料論斷上存在著根本的失誤，而在此基礎上的所謂“定論”，也就很難成立了。同時.以往以這一“定論”為依據(jù)而得出的有關宋初政局的若干學術(shù)結(jié)論，也不能不重新加以考慮。

一

宋太祖之死和宋太宗的即位，為后世留下了“燭影斧聲”之類的千古謎案。雖然對這類謎案，學術(shù)界目前尚有不同的、甚至是根本相反的看法，但有一點諸家的看法則完全一致，即宋太祖無傳位于太宗的遺詔。

最早明確肯定這一點的是清代史學名家、著名的《續(xù)資治通鑒》的作者畢沅。他在敘述太祖、太宗授受之際的這一段史實時，曾注意到，第一，《宋史》中的“太祖本紀”、“太宗本紀”中均未提及宋太祖的遺詔之事;第二，《宋史》中的“王繼恩傳”則記載太祖死后，王繼恩不顧皇后關于命皇子德芳入宮即位的意見，徑入晉王府召趙光義(宋太宗)入宮，而趙光義稍有遲疑后方才應召入宮即位;第三，《宋史》的“太宗本紀”中有“太宗遂立”的字眼。而《遼史》的“景宗本紀”中亦有“宋主匡胤卒，其弟炅(即宋太宗)自立”的字眼;第四，宋代的某些私史稗乘，如《東都事略》雖然有太宗“奉遺詔即皇帝位”的記載，但卻不見“遺詔”的具體內(nèi)容。如何理解這種記載上的歧異呢？畢沅認為，前三點，亦即《宋史》、《遼史》這些“正史”中的記載是互為一致的，從不同的角度表明了一個史實，即太祖無傳位于太宗的遺詔，而私史稗乘中“奉遺詔”之類的記載只是一種信手拈來的習慣性筆法，即“仍史家記事之舊例”，不足征信。畢沅在《續(xù)資治通鑒》中就是按照上述考慮處理和敘述了宋太祖、太宗的授受過程的，并專門寫了下面一段影響很大的按語：“《長編》(指宋代李燾的《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因《湘山野錄》存燭影斧聲之說，元黃溍、明宋濂、劉儼俱辨其誣。程敏政撰《宋記受終考》，其說尤詳。李燾掇拾之不審，無俟再考矣。今刪去雜說，只據(jù)《宋史·王繼恩傳》書之。蓋太祖平日友愛，又受命于太后，其傳位于晉王之意固已素定，然未嘗明降詔旨，故晉王聞召尚有遲疑?！稏|都事略·太宗紀》云：癸丑，太祖崩，奉遺詔即皇帝位。此不過仍史家紀事之舊例而書之，太祖非實有遺詔也?！督∵z事》、蔡惇《直筆》諸書，其舛誤尤不足辨。今以正史考之，《遼史·景宗紀》云：‘宋主匡胤殂，其弟炅立。’以自立為文，與嗣位之詞有別矣，然猶曰敵國傳聞之誤也?！端问贰ぬ诩o》：‘癸丑，太祖崩，帝遂即皇帝位?！貢凰欤詣e于受遺詔而繼統(tǒng)之君也。史以紀實，不可深文周內(nèi)，亦無庸過為前人掩護，讀正史者宜得其定論矣。”(《續(xù)資治通鑒》卷8太祖開寶九年十月甲寅條，中華書局標點本第1冊，第206頁)

畢氏的觀點很清楚：太宗即位，既非如某些依據(jù)“燭影斧聲”的記載而“深文周內(nèi)”的史家所推測的那樣，是篡弒即位的;亦非奉太祖遺詔即位的，因為太祖“未嘗明降詔旨”，“非實有遺詔也”。畢氏為史學名家，而《續(xù)資治通鑒》又是在萬斯同、閻若璩、胡渭等史學大師所纂《資治通鑒后編》的基礎上“稍加損益”，“重加修訂”而成的。其成書過程中，又與章學誠、錢大昕、邵晉涵等“反復商討”，刊刻時又經(jīng)錢大昕“逐加校閱”，故畢氏在《續(xù)資治通鑒》中的有關宋太祖“非實有遺詔”的觀點一經(jīng)問世，即被視作材料論斷上的權(quán)威結(jié)論而被廣泛接受，影響了史學界達二三百年之久。

進入本世紀40年代后，前輩史學名家如鄧廣銘、吳天墀諸先生，雖然對“燭影斧聲”一事已有了完全不同于畢沅的看法，但在宋太祖有無傳位遺詔一事上，則仍以畢氏之說為準。如鄧廣銘先生在40年代的一篇長文中即明確斷言：“當太宗即位之初，想必正是群情危疑，眾口悠悠之際，他卻實在沒有宣布任何一項遺命以杜眾口之疑?！?《宋太祖太宗授受辯》，載《真理雜志》1944年1卷2期)近半個世紀以后，鄧廣銘先主在《試破宋太宗即位大赦詔書之謎》(載《歷史研究》1992年1期)又進一步重申：“從《宋史》、《長編》等書中，都看不出宋太宗即位時舉行過任何儀式(指宣布遺詔即位等)?！?/p>

后輩知名學者的近著，如張其凡教授的《趙普評傳》、《宋太宗論》，李裕民教授的《揭開燭影斧聲之謎》等等亦持老一輩的觀點。如張先生謂：“太祖死時無傳位遺詔。馬韶陳符瑞言晉王(太宗)利見之辰事，晉王親信夢神人語晉王已即位事……都反映了晉王在為繼位的合法化方面從神的方面尋找?guī)椭?。使太宗之繼位有名正言順之法令根據(jù)，則此類事豈非畫蛇添足，而煩偽造也？宋后命王繼恩召德芳，也反映出太祖因猝死而無遺詔?！?《歷史研究》1987年2期)李先生則更為明確地指出：“趙光義(太宗)搶位之際，沒顧得上臨時編造遺詔，事后再說宋太祖有遺詔，不會有人相信”而對史官們來說，“要無中生有地杜撰遺詔和宣詔人，史官豈有如此膽量？據(jù)實說沒有遺詔，沒有宣詔人，是搶位奪權(quán)，史官更怕得罪皇上，不得已，只好不說”。所以，宋代官修史書都只能含混其辭：“《實錄》、《正史》都不曾記載趙光義即位的顧命大事。”(《山西大學學報》1988年3期)

國外學者，如日本著名宋史專家竺沙雅章氏亦認為，“太祖死得很突然，甚至來不及指定他的繼承人以托咐后事……《遼史·景宗本紀》記載說：宋主匡胤殂，其弟炅(太宗)自立。很明顯，‘自立’就是篡奪?！?《宋太祖與宋太宗》，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方建新譯本)

以上所舉各說，均屬“篡弒論” (即宋太宗是害死了太祖以后篡位自立的)的觀點。學術(shù)界還有部分學者，如已故著名宋史專家張蔭鱗、聶崇歧，美籍華裔著名宋史專家劉子健，日本知名學者荒木敏一，大陸中青年學者劉洪濤、侯虎等，則對“篡弒論”的觀點有所保留。他們認為太租并非死于暗殺，而是自己猝死，與太宗無關。正因為是猝死，所以根本也就不會有傳位于太宗的遺詔，太宗即位屬于自立。如張蔭麟先生說，太祖之死因雖不能確斷，“然有一事可以確知者，太宗即位并無正式傳授之法令依據(jù)(無論事實上本無，或雖有而太宗名義上不用之)。否則，實錄、國史以至于李燾《長編》斷無不加記載之理”(《宋太宗繼統(tǒng)考實》，載《文史雜志》1941年1期)。

總括諸家所言，其論點是十分清楚的：第一，太祖或被暗殺，或因急病猝死，故沒有留下傳位于太宗的遺詔;第二，太宗即位時沒有“任何遺詔”可以宣布，連“編造”的，甚至“事后編造”的太祖遺詔都沒有;第三，正因為太祖沒有留下傳位遺詔，而太宗又未來得及或不便編造太祖遺詔，故宋代官修的《實錄》、《國史》和《長編》、《宋史》等書中也就“看不到”太祖的傳位遺詔。

二

太祖有無傳位于太宗的遺詔，首先只能依據(jù)于宋代留下的歷史記載加以判斷。這有三種情況可供考慮。第一，如果歷史記載咸無異詞，均稱太宗即位時無太祖的傳位遺詔，或均未有提及遺詔一事，那么，上述諸家的結(jié)論應該說是可信的;第二，如果有眾多的史料記載太祖有傳位于太宗的遺詔，只是由于種種原因我們已無法從史料中找到這一遺詔了，那么，諸家的結(jié)論是否可信就值得考慮了;第三，如果有眾多的史料記載了太祖遺詔一事，而且我們今天又從文獻記載中發(fā)現(xiàn)了這則遺詔，那么，諸家所論幾乎就不可能成立了。

而事實則恰恰是第三種情況。

(一)眾多的私史稗乘中都明確無誤地記載太宗是依據(jù)太祖遺詔即位的。

1.最先述及“燭影斧聲”一事的《續(xù)湘山野錄》即稱：“太宗就遺詔于柩前即位?！?.蔡惇《夔州直筆》：“太宗入對，[太祖]命置酒，付宸翰，囑以即位?！?.王偁《東都事略·太宗紀》：“太祖崩，[太宗]奉遺詔即皇帝位。”諸如此類的記載頗多。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古今論者大都注意到了這些記載，但又以為這不過是私史稗乘信手拈來的習慣性筆法，即“循史家記事之舊例”而已，“太祖非實有遺詔”，私史稗乘所記實不可信，“應以正史為準”，“讀正史者亦得其定論”。清代史學名家畢沅在《續(xù)資治通鑒》中即首倡此說。其說已見前引。按畢氏此說影響頗大，亦頗有害。因為它堅持“讀正史者亦得其定論”的態(tài)度，不但否定了私史稗乘的價值，更重要的，則是給人一個十分錯誤的結(jié)論，即正史中未記太祖遺詔。其實根本不是如此。

(二)正史中亦有多處提及太祖遺詔之事，甚至有的還收載了遺詔的部分內(nèi)容。

1.宋官修《國史·馬韶傳》中有“太宗踐遺繼祚”之語;2.《宋史·程德玄傳》中有“內(nèi)待王繼恩馳至，稱遺詔迎太宗即位”的記載。按，鄧廣銘先生對這兩條記載均有提及，但又以為“踐遺”并非指“太祖遺詔”，而“稱遺詔”亦不是真有太祖遺詔。理由是，“太宗即位之際，實在沒有宣告任何遺詔以杜天下之疑”，“從《宋史》、《長編》等書中均看不出宋太宗即位時舉行過任何儀式(指宣讀遺詔即位)?！比欢仪∏【褪菑摹端问贰芬约啊段墨I通考》中發(fā)現(xiàn)了兩則新的材料，證明鄧先生此論有誤。

《宋史》卷122《禮二五》載：“開寶九年十月二十日，太祖崩，遺詔：‘以日易月，皇帝三日而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七日大祥。諸道節(jié)度使、刺史、知州等，不得輒離任赴闕。諸州軍府監(jiān)三日釋服。’群臣敘班殿廷，宰臣宣制發(fā)哀畢，太宗即位，號哭見群臣?！庇?，《文獻通考》卷122亦有類似記載：“開寶九年十月太祖崩，遺詔：‘……(與《宋史》所載相同)。’太宗奉遺詔即位，就殿之東楹號泣以見群臣。”

可見，“《宋史》等書”中不但明確記載“十月二十日太祖崩”時有“遺詔”，而且收載了遺詔的部分內(nèi)容，而宋太宗也正是在“群臣敘班殿廷，宰臣宣制(遺詔又稱遺制)發(fā)哀畢”后，“奉遺詔即位”的。只不過這一記載不是在《宋史·本紀》中，再加上這里所載的太祖遺詔只有喪事從簡的內(nèi)容，而無傳位于太宗的內(nèi)容，因而未被論者所注意罷了。其實，《宋史·禮二五》和《文獻通考》所載遺詔正是一則傳位于太宗的遺詔。因為我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了這則遺詔的全文。

(三)《宋會要輯稿》中收載了太祖?zhèn)魑贿z詔的全文。

該書第二冊第1064頁(中華書局影印本)載：“開寶九年十月二十日，太祖崩于萬歲殿，遺制日：‘修短有定期，死生有冥數(shù)，圣人達理，古無所逃，朕生長軍戎，勤勞邦國，艱難險阻實備嘗之。定天下之襖塵，成域中之大業(yè)，而焦勞成疾，彌國不瘳。言念親賢，可付后事。皇弟晉王天鐘睿哲，神授莫奇，自列王藩，愈彰厚德，授以神器，時惟長君，可于柩前即皇帝位。喪制以日易月，皇帝三日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七日大祥，諸道節(jié)度觀察防御團練使、刺史、知州等并不得輒離任赴闕，聞哀之日，所在軍府三日出臨釋服。其余并委嗣君處分。更在將相協(xié)力，中外同心，共輔乃君，永光丕構(gòu)。’召群臣敘班殿廷，宰臣宣制發(fā)哀畢。移班謁見帝于殿之東楹，稱賀。復奉慰盡哀而出?！绷?，《宋大詔令集》卷7亦收錄了太祖此遺詔之全文，惟系年有筆誤。另，《會要》中的“定天下之襖塵”，依《大詔令集》應改為“妖塵”。

至此，宋太祖有無傳位于太宗的遺詔問題，已可水落石出了——第一，宋代私史稗乘中多有“太宗受遺詔于柩前即位”之類的記載;第二，官修正史，如《國史》、《宋史》中亦不乏類似記載，并且在《宋史》中還可以查到遺詔的部分內(nèi)容和太宗宣遺詔而即位的典儀過程;第三，在宋代所留傳至今的最為原始的、最為權(quán)威的官方文件匯編《宋會要輯稿》、《宋大詔令集》中，我們又找到了太祖?zhèn)魑贿z詔的全文和詳盡的太宗宣詔即位典儀。有此三者，則論者所謂“宋太宗即位之際沒有宣告任何一項遺命以杜眾口之疑”，“正史中不曾記載太祖遺詔”，“從《宋史》、《長編》等書中看不出宋太宗即位時舉行過任何儀式”，“趙光義搶位之際沒顧得上編造遺詔，事后不便再去偽造太祖遺詔”等等議論究竟可否成立，也就毋須多辨了。

三

《宋史》、《文獻通考》、《宋會要輯稿》實治宋史者常所翻檢之書，其對太租遺詔的記載何以竟未能為論者，包括張蔭鱗、鄧廣銘先生這樣的宋史名家所注意呢？這的確是一個令人迷惑的問題。原因或許有以下幾點。

第一，與畢沅的影響有關。畢氏只知《宋史》本紀部分無“太宗奉遺詔即位”的記載，而未察本紀部分之外是否還有記載，即遽而宣稱：“讀正史宜得其定論，太祖實無遺詔”。此智者千慮之失，本不足怪。但恰恰因為畢氏為名家智者，其《續(xù)通鑒》又有諸樸學大師為之把關，故其在材料方面的論斷是極易為后人視之為定論而承襲不疑的。這樣，在太祖有無傳位遺詔的問題上就會形成某種先入之見，從而影響到人們對有關材料的搜尋和挖掘。

第二，《宋史》、《文獻通考》中只是節(jié)錄了太祖遺詔中的有關喪事從簡的囑托，而未錄有關傳位于太宗的內(nèi)容，這就很難引起有關論者的重視(如筆者幾年前讀《宋史》和《文獻通考》時，即曾發(fā)現(xiàn)了“太祖崩，遺詔曰……”的問題，但從“遺詔”內(nèi)容看，以為這只是一則喪事從簡的“遺詔”，很可能與帝王總是要提前修陵墓類似，是早已提前擬好的套話，并非臨終傳位遺詔。及至發(fā)現(xiàn)了《宋會要輯稿》中的遺詔全文后，對《宋史》和《通考》中的有關記載始有所重視)。而《宋會要輯稿》雖則收載了遺詔的全文，但其卷帙浩大，翻檢通讀不易，遂使這則遺詔難以被獲知。

第三，與對李燾的一段話的誤解有關。論者多謂，若果有太祖遺詔，“則實錄、國史，以至李燾《長編》斷無不加記載之理”。宋代的實錄、國史，今僅存一殘闕不全的《太宗實錄》(而有關太宗即位部分已不存)，故論者所言，顯然又是根據(jù)李燾《長編》卷17中的“顧命，大事也，而實錄、國史皆不能記，可不惜哉”一語而來的。然而，《長編》同卷隔條所引《國史·馬韶傳》中即有“太宗踐遺繼祚”之語。既然《國史》中明確記載太祖是踐遺詔而繼位的，又豈能“不記”遺詔？原來，李燾所謂“顧命大事”云云，本指《續(xù)湘山野錄》中所記“顧命過程”(即“燭影斧聲”的過程)，實不關“顧命遺詔”之有無。此稍詳《長編》此處正文及注文之文意，即可了然。其實，這一問題現(xiàn)在已毋須多論，因為會要、實錄、國史乃宋代三位一體的官修史書，趙宋政府“于秘書省設立會要所，與國史、實錄院、日歷所互為唇齒?！?《宋會要輯稿》前言)所以決不會《會要》對“太祖?zhèn)魑活櫭z詔”首尾全錄，詳之又詳，而實錄、國史反“皆不能記”。

至于李燾《長編》中未記太祖遺詔，確為事實，但這或許是其作史的筆法，或許另有用意，或許與輯本《長編》本身的脫漏有關。據(jù)鄧廣銘先生研究，“輯本《長編》卷三十四、五、六所脫漏者，凡二十九條”，而每條的闕文有的竟“近四百字”。由這一例子可以看出，現(xiàn)在通行的整個輯本《長編》，“并非都是輯錄李燾原著完整無闕”。根據(jù)這一精辟論斷，我們是否可以推測，李燾原著《長編》未必沒記太祖遺詔，只是現(xiàn)存輯本將其脫漏而已。而從輯本《長編》此處的文意看，其脫漏的痕跡亦較明顯。當然，這也只是一種推測。李燾的《長編》中究竟為何未記太祖遺詔，這已是無法確斷的問題了。不過，這已無關緊要。日為重要的應是太祖遺詔存在的事實，而不是李燾的記與不記。

四

那么，《宋會要輯稿》等文獻中所載太祖?zhèn)魑贿z詔是否系宋太宗所偽造呢，我的看法是，第一，目前似乎還找不出偽造的證據(jù);第二，以往學術(shù)界對與宋太宗繼位有關的其它文件，如“昭憲顧命”(即“金匱之盟”)、宋太宗即位后的大赦天下詔書等等都曾進行了大量的考辨和研究，唯獨對與太宗即位關系最為直接，因而也最應研究的這則太祖?zhèn)魑贿z詔未見有探討和提及者。而且論者還眾口一辭地宣稱，不存在任何太祖?zhèn)魑贿z詔，包括宋太宗偽造的太祖遺詔也不存在。并以此為論據(jù)和前提，對宋代政治史上的許多重要問題進行了進一步的研究，得出了若干幾成定讞的學術(shù)結(jié)論。在這種情況下，太祖?zhèn)魑贿z詔的發(fā)現(xiàn)，無論其是否為太宗所編造，無疑都將具有很重要的學術(shù)意義，它將使許多以太祖無傳位遺詔為前提的研究結(jié)論發(fā)生極大的動搖。具體說來，主要表現(xiàn)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太宗“篡弒說”是否還能成立？

宋太宗害死太祖而篡位自立的“篡弒說”，是宋史學界的一種很有影響的觀點。在有關各家的論述中，盡管對太祖被害死的看法各有不同，如有的認為太祖直接慘死于太宗的“斧下”;有的則認為太祖雖死于太宗之手，但“尚不致于慘烈到燈下弄斧的程度”，有的認為太祖之死系太宗酒中投毒所致;有的則認為太宗調(diào)戲太祖寵妃敗露后，“一不作，二不休，殺了自己的手足同胞太祖”(王瑞來《燭影斧聲事件新解》，載《中國史研究》1991年2期)，等等。但“太祖死于非命，太宗屬非正常繼統(tǒng)”，則是其共同的看法。故鄧廣銘先生最近斷言，“關于‘斧聲燭影’的案情……考證此事的文章層出不窮。到目前為止，這一案件之純屬篡弒性質(zhì)，已是不容置疑的定論?！?/p>

那么，這一“不容置疑的定論”的依據(jù)是什么呢？其首要的，最大的論據(jù)恰恰是來自對太宗即位依據(jù)的考察——“判斷一個人是否為殺人犯……應弄清有無殺人動機。趙光義如果是法定皇位繼承人，他就不可能為搶班奪權(quán)而殺人?！倍撜呖疾斓淖罱K結(jié)果則是，“太宗即位之際，他實在沒有宣告任何一項遺命以杜眾口疑竇?！薄耙虼?，這位頗有政治野心的胞弟，借一個偶然的機會殺兄弒君、搶班奪權(quán)則是完全可能的?！庇纱?，即確立了宋太宗“殺人搶位”的所謂“篡弒說”。

本來，從情理上看，“篡弒說”的上述論斷是很脆弱的。因為假若太宗真是通過篡弒而即位的，自會及時編造一紙遺詔以杜眾口之疑，又何至于“誠實”到?jīng)]有任何遺命可供“宣告”的地步呢？李裕民先生的解釋是，“趙光義搶位之際，沒顧得上臨時編造[太祖]遺詔?！比欢?，象此等大事，又怎么會有“沒顧得上”的道理呢？鄧廣銘先生作了一個更為詳盡的解釋：“‘斧聲燭影’那一幕‘篡弒’事件，當然不會是一樁‘突發(fā)’事件，而是宋太宗蓄意已久的一個陰謀的乘‘機’發(fā)作。這個‘機’，究竟何時能夠出現(xiàn)，宋太宗的陰謀究竟何時才能得逞，卻是連宋大宗本人也只是一直在窺測而難以預計、預知的。不知是一些什么主客觀條件的匯合，在開寶九年十月癸丑這一天的夜晚，使宋太宗得到了實現(xiàn)其陰謀的機會，他就惡狠狠地對其老兄下了毒手。從其蓄謀已久來說，此事遂不能算作突發(fā);從其發(fā)動之時間并非出于預定來說，則還不能不算作事出倉猝。既然是變起倉猝，則有關宋太宗即位的典禮儀式，也全都只能取辦于倉猝。從《宋史》和《長編》等書，都看不出宋太宗即位時舉行過什么儀式，像另外一些新皇帝在正常情況下繼承皇位時那樣?！痹瓉硎恰白兤饌}猝”，使宋太宗即位時來不及舉行什么儀式，自然也就更不可能有時間編造和宣告“任何一項遺命以杜眾口之疑”了。

然而，前引《宋史》卷122，《文獻通考》卷122和《宋會要輯稿》中的有關記載，不但明確表明太宗有傳位遺詔，而且太宗也正是在“群臣敘班殿廷，宰臣宣制(遺詔)發(fā)哀畢”后，“奉遺詔于柩前即位”的。這與宋代“另外一些新皇帝在正常情況下繼承皇位”時的“儀式”完全相同。如太宗死和真宗即位時，《宋史·太宗紀》即記載為：“癸巳，宣詔令皇太子柩前即位。”《長編》卷41記載為：“參知政事溫仲舒宣遺制，真宗即位于柩前?！睂⑵渑c太宗即位時相對照，哪里有什么不同呢？怎么能說“從《宋史》、《長編》等書中都看不出太宗即位時舉行過什么儀式”呢？怎么能說“太宗即位之際，實在沒有宣告任何遺命”呢？而建立在這樣基礎上的太宗“篡弒說”又如何可以稱之為“不容置疑的定論”呢？

當然，如果論者能夠證明“太祖?zhèn)魑贿z詔”確為太宗所偽造，則“篡弒說”仍可成立。但，這將是在新的論據(jù)上形成的新的“篡弒說”，與舊的“篡弒說”相比，正可以顯示出“太祖?zhèn)魑贿z詔”的發(fā)現(xiàn)所帶來的研究上的深化和進步。

(二)太祖“猝死說”是否還能成立？

關于宋太祖之死，學術(shù)界有許多不同的看法，尤其是近幾年來，新說頗多。但從性質(zhì)上說“不外乎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宋太租系宋太宗謀害而死;另一種意見認為太宗即位雖屬自立，但太祖之死卻與太宗無干，太祖是因急病而暴卒。這兩種說法其實均屬“猝死說”，只是猝死的原因不同罷了?！扳勒f”的一個最為重要的前提論據(jù)就是“宋太祖來不及指定他的繼承人以托囑后事”就死了，足見“死得突然”?，F(xiàn)在，《宋會要輯稿》等書中的有關太祖?zhèn)魑贿z詔的記載已極大的動搖了太狙“猝死說”的這一前提依據(jù)。除非能夠證明太祖?zhèn)魑贿z詔是偽造的，否則太祖“猝死說”也就很難成立了。

以往，由于“猝死說”與“無遺詔說”是相輔相成，互為強化的，這就不能不造成論者的某種思維定勢，以至于對明明就在眼前的一些材料亦未曾注意。如論者多謂宋太祖“身體健康，精力充沛。在現(xiàn)存史籍中，直到十月十九日都沒有太祖生病和大臣問疾的記載，而二十日太祖卻死了，死得很突然?！薄疤娌≡谌勺?十九日)，次日即死，且不及醫(yī)人一診?！比欢堕L編》卷十七開寶九年十月條明明這樣記載：“上(太祖)不豫，驛召(張)守真至闕下。壬子(十九日)命王繼恩就建隆觀設黃箓醮，令守真降神。神言：‘天上宮闕已成，玉鏁(sǔo)開。晉王有仁心?！杂櫜粡徒?原注：此據(jù)《國史·符瑞志》)。上聞其言，即夜召晉王，囑以后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為之’(原注，此據(jù)僧文瑩所為《湘山野錄》……)癸丑(二十日)，崩于萬歲殿。”這一記載清楚表明，宋太祖是在壬子(十九日)以前就生病(“不豫”)了。生病后始“驛召守真至闕下”。既曰“驛召”，則知張守真必定離京城遙遠。一召一來之間，自然要有若干時日。而壬子日(十九日)不過是張守真至京城后，宋太祖令其設醮降神的日子。根據(jù)《長編》的這一記載是得不出“太祖病在壬子，次日即死”的結(jié)論的，更不應說“直到十九日都沒有太祖生病的記載”。

總之，從“太祖?zhèn)魑贿z詔”的發(fā)現(xiàn)看，說明宋太祖并非“來不及指定他的繼承人囑托后事就突然死去”。從《長編》和北宋官修《國史》(《長編》的記載來自《國史》)的記載看，亦不能說“直到十九日都沒有太祖生病的記載”。所謂“太祖病在壬子，次日即死”的“猝死說”是否還能繼續(xù)成立，頗值得考慮。

(三)“金匱之盟”是否屬偽造？

史稱宋太祖之母昭憲太后臨終前，曾囑宋太祖立約，先傳位于皇弟，復傳位于皇于，并將此約制成文件，封藏于金匱之中，此即所謂“金匱之盟”。本世紀40年代，張蔭麟、鄧廣銘、吳天墀等若干治宋史之名家?guī)缀跬瑫r撰文，指稱“金匱之盟”頗多破綻，不足征信，將其斷之為太宗即位六年后偽造的文件。后又經(jīng)中外學者反復申論，“金匱之盟”為偽造說殆成定論?！吨袊鴼v史大辭典·宋史卷》(鄧廣銘先生主編)，于“金匱之盟”條已徑直釋之為“太宗即位第六年與趙普共同偽造的文件”。然而“偽造說”的一個最根本的前提就是，“宋太宗即位時無任何(包括偽造的)法令依據(jù)，故要偽造‘金匱之盟’以明得位之正?！比绻f在宋太祖是否為宋太宗所暗害這一點上學術(shù)界尚有兩種不同意見的話，那么在宋太宗即位時是否有正式的法令依據(jù)這一點上雙方的意見卻是完全一致的。“篡弒論”者認為：“趙光義當了皇帝，要掩住天下人耳目，必須編造遺詔。趙光義搶位之際，沒顧得上臨時編造遺詔，事后再說宋太祖之有遺詔，不會有人相信，于是便想到已故的太祖母杜太后，編造了一份太后遺詔(即‘金匱之盟’)。”“非篡弒論”者則認為：“宋太祖平生傳光義之意原甚明顯，然有一事可以確知者，太宗即位并無正式傳授之法令依據(jù)(無論事實上本無或雖有而太宗名義不用之)。然太宗終為繼統(tǒng)造出一名正言順之法令依據(jù)，即所謂‘金匱之盟’是也。”隨著“太祖?zhèn)魑贿z詔”的發(fā)現(xiàn)，學術(shù)界的上述論斷顯然已無法成立了。事實現(xiàn)在已經(jīng)再明顯不過了：假若“太祖?zhèn)魑贿z詔”是真實的，那么宋太宗也就決不可能再去偽造一則“金匱之盟”以明得位之正;假若“太祖?zhèn)魑贿z詔”確系宋太宗“搶位之際”所偽造，那么他也同樣沒有必要于“搶位”六年之后再去偽造一份“金匱之盟”。以往，由于論者堅信官書正史中不曾記載過“太祖?zhèn)魑贿z詔”，以“讀正史宜得其定論”的態(tài)度對待私史稗乘中有關“太宗奉遺詔即位”的記載，不但將其斥之為“循史家記事之舊例而已”，而且還詰難道：假若太宗即位之際真是公布了什么太祖遺詔，“則在所公布的一項材料之外，更絕無另行制造一種理由或藉口的需要，且亦根本不可能。太后顧命一說的造成，完全是由于太宗襲位缺乏任何理論上的依據(jù)之故。”(鄧廣銘語)準此，則隨著《宋會要輯稿》中的有太祖?zhèn)魑贿z詔的發(fā)現(xiàn)，這種“太后顧命造成(偽造)說”不是已經(jīng)自行動搖了嗎？關于這一問題的全面論述，筆者將另文論之，此不贅言。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并非對太祖、太宗授受之際的全面考辨，也不可能根據(jù)“太祖?zhèn)魑贿z詔”的發(fā)現(xiàn)，對宋太宗即位過程中的種種傳聞、記載均作出恰切的說明。本文的主旨僅在于，第一，指出宋代文獻，尤其是《宋會要輯稿》中載有太祖?zhèn)魑贿z詔和太宗宣遺詔而即位的事實;第二，糾正自清代畢沅以來有關“官書正史中不見記載太祖遺詔”，“從《長編》、《宋史》等書中都看不出宋太宗即位時舉行過什么儀式”，“太宗搶位之際未來得及編造太祖?zhèn)魑贿z詔”等等失誤的論斷;第三，指出“太祖?zhèn)魑贿z詔”的發(fā)現(xiàn)對學術(shù)界某些幾成定讞的結(jié)論將造成怎樣的根本住的動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