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桓公之所以選擇管仲，歷史上的記載，是因為他的重臣鮑叔牙的勸諫，而鮑叔牙勸說中，最打動齊桓公的，卻只有一句話：“大王要只想治理好齊國，用我就足夠了，要想稱霸天下，非管仲不可?！睂τ谥驹谔煜碌凝R桓公來說，原本不想用的管仲，就成了不得不用。

齊桓公不得不用管仲，原因很簡單，齊國要想稱霸，國家的地理條件和經濟條件都已足夠，但卻面臨三個要命的問題，他的哥哥齊襄公，表面看死于內亂，其實卻正是死于這三個問題上。

三個問題，用一個字來說，就是“散”，確切地說，是內政分散，經濟分散，軍力分散。在當時，能解決這個問題的，唯有管仲。

先說內政分散。當時的齊國內部，國家的權力表面上歸國君，其實卻以宗法制為基礎，散落在各地的大族、宗室、貴族手中，國君的權力實在有限得很，特別是發(fā)動對外戰(zhàn)爭的時候，更要依賴于他們的支持，經常是國君對外擴張熱情很高，卻遭到下面的抵制，結果就徒喚奈何。

除了用人方面，行政方面國君的威權也遠遠不夠。國君用人辦事，也常常遭到下面貴族大臣們的討價還價，一件百分百的事，推行下去卻大打折扣。齊襄公之所以性格橫暴，對下面采取打壓政策，也完全是因這種行政分散體系所導致，結果更不幸，一個小小的官員工作調動問題，卻演化成一場差點顛覆齊國政權的政變。而齊桓公本人，是得到了齊國兩大家族的支持，才得以順利登基，這樣的條件下當國君，表面高高在上，其實卻如履薄冰。

其次是經濟分散。齊國經濟繁榮，但是經濟繁榮的主要受益者，并不是國君和國家，也同樣是那些宗族貴戚。在齊桓公之前，齊國在漁鹽、采礦等支柱產業(yè)上，都很難獲得豐厚的稅收，下面的宗族們賺得盆滿缽滿，政府卻一分錢都收不上來。國家財政捉襟見肘，有時候不得不靠削減官員以及貴族的俸祿，用以補貼國家開支，因此常常激發(fā)變亂。

軍事的分散更嚴重。齊地本身就不是民風彪悍的地區(qū)，國家人口雖多，可用于作戰(zhàn)的部隊，以及可用于征調的兵源都嚴重不足。常年的承平，也使有限的部隊缺乏訓練，安于太平。而當國家有戰(zhàn)爭的時候，齊國軍隊在戰(zhàn)斗力上的差距就迅速凸顯出來。而齊國的外患相當嚴重，魯國雖然已經衰弱，卻依然是齊國眼前的威脅，北面更面臨虎視眈眈的山戎。這樣一個松散的政治、經濟、軍事體制，面對強敵環(huán)伺的局面，齊桓公爭霸天下的雄心，似乎很遙遠。

鮑叔牙向齊桓公推薦管仲，是基于他對自己，以及對于齊國大事洞若觀火的了解。如果齊桓公僅僅想要做個承平之君，關起門來過安穩(wěn)日子，那么他鮑叔牙是勝任的，但如果齊桓公要繼承兄長的遺志，完成齊國的稱霸大業(yè)，就必須要解決這三個問題。能幫助他解決問題的人，只有管仲。

不得不用的管仲，就這樣成為了齊桓公的上賓。魯國的囚車剛進齊國，齊桓公就派鮑叔牙來迎接。進了臨淄后，連囚服都沒換的管仲，就當場被任命為齊國的相國。這在當時看來，很是大逆不道。且不說管仲有過“弒君未遂”大罪，他本人的身份在當時也是被鄙視的。他出身低賤，年輕的時候曾三次求官被逐，做過小買賣，也當過普通士兵。在宗法制的春秋時代，這樣的人竟然能一步登天，自然引來非議紛紛。但齊桓公不管，他堅持重用管仲。

在相國位置穩(wěn)固之后，管仲開始著手干活了。干活的目的，就是解決前述的三個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管仲改革”。說起改革的內容，自然有發(fā)展生產、獎勵耕戰(zhàn)、恢復經濟等，但關鍵是，管仲干了三件事。

管仲干的第一件事，按現在的說法，就是“經濟國有化”。主要內容就是把冶煉、食鹽等原本由私商、貴族經營的產業(yè)統(tǒng)統(tǒng)收歸國有，壟斷其巨額利潤。這個時期，齊國創(chuàng)造性地設立了“鐵官”，即專門負責冶煉產業(yè)的官衙。由政府出錢招募工匠，開采鐵礦，用以制造農業(yè)工具和武器。此舉一舉兩得，一則國家獲得了冶煉業(yè)的巨額利潤，二則鐵器開始推廣使用，既促進了農業(yè)發(fā)展，又提高了軍事科技。這一時期的春秋國家，主要的作戰(zhàn)武器還是青銅器，以鐵器武裝軍隊，就是從齊國開始的。

另一個利潤巨大的產業(yè)——食鹽業(yè)，管仲當然也不會放過。齊國設立鹽官，負責招募百姓煮鹽，并制造船只租賃給百姓，鼓勵百姓去深海捕魚。就這樣，鹽鐵兩大產業(yè)的控制權，從此牢牢地抓在了齊國國君手里，這等于抓住了齊國的經濟命脈。與此同時，傳統(tǒng)的賦稅改革，管仲也動足了腦筋，在農業(yè)稅征收上，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相地而衰征”的政策，即按照土地的貧瘠程度繳納賦稅，產量高的多交，產量低的少交。在當時的齊國，肥沃的土地主要集中在富人尤其是貴族的手里，“相地而衰征”的實施，既減輕了普通老百姓的負擔，又把大量的財富從富人手中收到國家的手里。齊桓公的腰包，從此才真正鼓了起來。

管仲的“經濟國有化”政策，條條都觸及到齊國傳統(tǒng)貴族的根本利益，不招反抗是不可能的，但整個改革的推行卻異常順利，除了有人罵了幾句外，并未遭到太大阻力，原因是在進行經濟國有化之前，管仲也進行了另一項改革：軍事改革。

管仲深知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道理，要想建立國家對經濟的絕對控制，首先要建立的是對軍隊的絕對控制，否則那些貴族手里有錢有兵，一旦鬧將起來，說不定齊桓公就成了下一個齊襄公，所以要剝奪貴族們的錢，就要先剝奪他們的兵。管仲的辦法是“寓兵于農”，他規(guī)定國內五家為一軌，十個軌為一里，四里為一連，十連為一鄉(xiāng)，五鄉(xiāng)為一軍，分別設立官員進行管制，每五個鄉(xiāng)可以招募的士兵，足額有一萬人。當時的齊國一共劃了十五個鄉(xiāng)，也就有了三萬常備軍隊，按照當時的人口條件，這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數字。

齊國的軍隊，共分為十五個鄉(xiāng)，“三軍”由齊桓公直接統(tǒng)治，當年輔助齊桓公登基的高氏與國氏協(xié)助統(tǒng)領，這樣國家的軍事指揮權，就牢牢地抓在了齊桓公手里。原本的貴族們，從此再難對國君構成威脅。這政策對后世的另一個影響，就是締造了許多“歷史流行語”。比如“號令三軍”，就是起于管仲創(chuàng)造的“三軍制度”，而古代封建社會中國農村基層的社會構成，也是在這時期形成雛形。

在進行經濟、軍事改革的同時，對齊國后來爭霸產生關鍵作用的是政治改革。齊國舊制度的直接弊端是政令不通，國家行政效率低下。在完成對國民經濟絕對控制權以及軍隊的絕對掌控的同時，管仲對行政體系也進行了重新整合。

在地方上，全國共分為二十一個鄉(xiāng)，國內老百姓士農工商四階層，按照其不同的身份劃分居住范圍，其中工商住在六個鄉(xiāng)，士農住十五個鄉(xiāng)，士為獨立的職業(yè)軍人，專司作戰(zhàn)，農民專司種田。國家的行政體系也進行了重新整合，地方上設立五屬，每個屬各設立一個大夫，大夫直接對國君負責，由國君直接管理其工作。上下嚴密的行政體系就這樣形成了，齊國的中央集權制度，就這樣建立起來。

經過了數年精心改革后，到了公元前681年，齊國已經擁有了繁榮的經濟，強大的軍隊，嚴密的行政機構，中央集權的絕對統(tǒng)治，無論是經濟條件、軍事力量，還是國家的組織制度，都遠遠領先于中原諸侯國。霸主地位，舍我其誰。所以從公元前681年開始，齊國正式開始了爭霸之路，第一次提出了稱霸口號——尊王攘夷。齊桓公的霸主時代，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