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高中的時候偏科，喜歡文不喜歡理，可還是遵從我爸的命令選了理科。經(jīng)歷過不平常的歲月的我爸對文科有恐懼心理，他認為學文太危險，還是學理又實用又安全，1+1=2，清楚明白不會有別的可能。

一看我爸就不了解社會，誰說學理安全的？就算想證明一個1+1=2，也一樣要繞一個大圈子，繞不好，還就等于不了2。

天文學，算是標準的理科吧？一千多年前，為厘清一些類似1+1=2的數(shù)學問題，幾個人繞了一輩子的時間。

隋朝快建立的時候，隋文帝打算“以符命曜于天下”，好給自己改朝換代制造一些輿論氛圍，于是向全社會公開征召有識之士，打造一部歷法。當時有好幾個有識之士出現(xiàn)，其中就有擔任過北齊歷官的劉孝孫、著名的文化人和天文學家劉焯、天文學家劉暉，還有一個道士張賓。他們各自拿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交給皇帝評判。

這是一個純粹的理科問題吧？但看看下面你就知道，再理科的問題，也要先文科——確切地說，先政治，再說。

隋文帝采用了張賓的《開皇歷》，不是因為它有多好，而是因為張賓說隋文帝“有帝王之運”。自然科學工作者劉孝孫和劉焯出來反對，提出了很多很自然科學的道理，但打敗他們的是又一個文科理由——“非毀天歷，率意迂怪”和“妄相扶證，惑亂時人”，二劉因此被趕出了京城。另一個劉就比較識時務(wù)，或者說受過文科訓練，劉暉迅速與張賓結(jié)成一黨，而為皇帝寵信。

若干年后，張賓去世。劉孝孫辭去某縣縣丞的職務(wù)，帶著自己的研究成果又來到京城，重提當年歷書之爭。他本以為張賓死了沒人巧言令色，自己終于可以搞搞學術(shù)了，卻沒想還有個劉暉在。劉暉扣壓了奏章，把劉孝孫擱在司天監(jiān)中“累年不調(diào)，寓宿觀臺”。劉孝孫苦于自己的意見不能上達，一氣之下用車子推了一口棺材，抱著他的歷書在皇宮門前大哭，終于引起隋文帝的注意，并命人經(jīng)過實測比較后再決定是否改歷。實測證明，劉孝孫的歷法和參與實測的另一部張胄玄的歷法，都比《開皇歷》優(yōu)越。

水落終于石出，云開終于霧散。道理搞清楚了下面該很自然科學地研究一下了吧？沒想到，劉孝孫爆發(fā)了多年的積憤，提出先斬劉暉，再議改歷，這種不厚道的態(tài)度激怒了隋文帝，于是理科問題再次變成文科問題，皇帝暫停了改歷之議。

不久后，劉孝孫去世。這時，幾次日食的推算錯誤讓隋文帝下決心重定歷法，他這回讓張胄玄、袁充等人負責，當年被趕出京城的劉焯此時再度出山，他在劉孝孫歷法的基礎(chǔ)上，增損改進，獻上了《七曜新術(shù)》，也就是日后完善而成的《黃極歷》以備選用。

二劉的共同問題是不問文科，不講政治——這么大的事，不做鋪墊，不埋人脈，光在招標的時候才出來，那怎么行呢？這和已經(jīng)在皇帝那里做好各種理科之外的準備工作——編造了“日長之瑞”的假天象而得到皇帝寵信——的張胄玄、袁充怎么比呢？失敗，當然就是必然的了。

從最初興致勃勃參加歷法海選到這時，已經(jīng)過去將近二十年了，劉焯從一個四十歲的文化人變成了一個老者。近二十年的光陰卻還沒有讓他明白文科先于理科、政治先于技術(shù)這個道理。他后來得罪人，被發(fā)配至成都充軍，幾年后再得以回京城，以花甲之年上書新皇帝隋煬帝，猶在要求與張胄玄辯論來爭高下。他得到機會了，辯論了，贏了——這是理科的勝利，卻比不上文科的動作。由于袁充等人的阻撓，他的歷法終于還是被擱置了。二劉之二，也抱憾而終。

在這場持續(xù)三十年的爭論中，理科人才二劉付出了一生的代價，終被文科人才阻擋住了通往廟堂的道路。好在文科人才擅長的政治斗爭只存在于廟堂附近，在民間事情要簡單得多。劉焯的《黃極歷》由于成就突出，《隋書》打破只收頒行過的歷法的框框，破例將該歷收入《隋書》的《律歷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