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征高麗失敗之后，往昔強盛的大隋帝國境內已經(jīng)烽煙處處，盜賊遍地。然而眼前的危機一過，隋煬帝故態(tài)復萌，又開始忘乎所以地要干他認為要干的事情，比如造龍船下江都。

自東漢以降，中國的政治權力就掌握在門閥貴族的手里，無論是漢族的士族，還是胡人的豪酋，都可以算在這個行列中。這些人不僅有力量，也有文化，有知識。隋朝的根基就是在關中發(fā)家的“關隴軍事貴族集團”。

出身于這個集團的隋文帝以權臣的身份篡奪了北周的朝廷，他有足夠的威望鎮(zhèn)住手下大臣，也有足夠的經(jīng)驗和手段來擺平權臣尾大不掉這類很容易對帝國造成危害的事情，而繼任的隋煬帝卻沒有這些優(yōu)勢。在一系列對外戰(zhàn)爭失敗后，權臣的威脅越來越讓他如芒刺在背。貴族高官楊玄感發(fā)動的叛亂更坐實了他內心的恐懼，讓他更加不信任這些臣子。因此，隋煬帝覺得，當務之急根本不是盡快平定國內的叛亂和剿滅盜賊，而是怎么擺平手下這班不聽話的大臣。

然而，隋煬帝上任以來的荒淫奢侈已經(jīng)傷透了臣子們的心，越來越多的人與他離心離德。他能殺掉一個兩個反對他的出頭椽子，但不可能殺掉所有反對他的大臣。在感覺到大部分大臣都不贊同自己的政策之時，他害怕了，他感覺這個被眾多關隴貴族包圍著的帝都長安不再安全。于是，他決定下江南，去江都(今揚州)。

下江都，以常人的思維來看，簡直不可思議：一個皇帝，置國家的政治中心于不顧，卻流連在千里之外的江南小城——要知道雖然當時的江都已經(jīng)有了一定的發(fā)展，但是跟在當時世界上數(shù)一數(shù)二的巨城長安比起來依然差得太遠。這不但大大增加了控制國家的行政成本，而且打亂了之前已經(jīng)成熟的政令渠道，使得整個上層無力化，簡直是變著法子使國家走向毀滅的境地。

不過，如果站在隋煬帝的立場換位思考，就會發(fā)現(xiàn)這其實非常順理成章。

隋文帝開皇八年(588年)，當時還是皇子的隋煬帝被任命為行軍元帥，統(tǒng)轄90路總管，雄兵52萬，渡江滅陳，結束了南北朝長期的對峙，統(tǒng)一了全國。開皇十年，為了鞏固對江南的統(tǒng)治，隋文帝任命隋煬帝為揚州總管，出鎮(zhèn)揚州，長達10年。因此，比起長安，江都才是隋煬帝真正的“老巢”。呆在江都，遠比呆在門閥林立的長安更能令隋煬帝舒心。

當然，盜賊蜂起也是隋煬帝最終決定下江都的一個重要原因。隋末的農(nóng)民起義，發(fā)生在北方的比南方的嚴重得多。身前有到處流竄的盜賊，身后又有眾多居心叵測的軍事貴族，下江都也就成了一個非常自然的選擇。

然而，在江都，隋煬帝固然可以擺脫關中那些勢力強大的貴族門閥，也可以遠離越來越多的盜賊，但他也失去了對帝國北部的實際控制。經(jīng)過前朝北周的苦心經(jīng)營，關中無論是人力還是物力均十分雄厚，又是府兵制施行的重點地區(qū)，有著整個帝國最龐大的軍事力量。隋煬帝離開了長安，就意味著他完全放棄了對關中的支配權。所謂“得關中者得天下”，覬覦這塊肥肉的野心家大有人在。隋煬帝在遠離了危險的同時，也同樣遠離了自己的根本，最終與整個帝國一起走向了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