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五期《短史記》，已就太平天國之史實本末，分舉事、綱領(lǐng)、領(lǐng)袖、體制、后果等五個層面，做了扼要解析。諸般史料，無不顯示，所謂太平天國，乃是一種深刻的歷史教訓。其政權(quán)本質(zhì)，實可謂“以道愚民，以術(shù)殺人”。

所謂“道”，簡言之，即政治倫理，關(guān)乎統(tǒng)治合法性，如儒家所謂“君權(quán)神授”。太平天國的政治倫理，在其宗教教義。要點有二：1、洪秀全、楊秀清等人，乃是“天父天兄”在凡間的代言人；2、“天父天兄”所承諾之“天國”，乃是一個“無處不均勻，無人不保暖”①的世界。

之所以講天國政權(quán)“以道愚民”，乃在于：倡“道”之人，自身并不相信其所倡之“道”，卻偏要強迫治下百姓相信。譬如：

當傳播“上帝教”還僅是一種斂財手段時，尚無造反心思的洪秀全，在廣東老家寫作詩文，其《百正歌》中，對堯舜以下，歷代儒家圣賢，贊頌備至：“周文歸心八百，乃以正，事不正；孔丘服教三千，乃以正，化不正。”②殆至決心造反，“孔丘”立時成了“孔妖”，不但塑像被砸，圖書亦須焚燒殆盡。

“上帝教”也好，儒教也罷，對天國的最高領(lǐng)導層而言，無所謂信，也無所謂不信。信或不信的關(guān)鍵，在于能否為其謀取現(xiàn)實利益。故而，馮云山早年運動楊秀清、蕭朝貴入伙時，即只談利益，不提教義信仰；金田舉事后，楊、蕭等人為與洪秀全爭奪“意識形態(tài)解釋權(quán)”，始弄出天父附體下凡的把戲；而待到1853年攻下武昌，楊秀清欲爭取知識分子的支持，又轉(zhuǎn)而前去拜謁孔廟。

③作為缺乏兵權(quán)與財權(quán)的“虛君”，洪秀全欲突出自己最高領(lǐng)袖之地位，唯有竭力操弄意識形態(tài)。故而，定都南京后，洪氏領(lǐng)導下的刪書衙，對儒家學說大加撻伐，“敢將孔孟橫稱妖，經(jīng)史文章盡日燒”。不能容忍洪氏坐大的楊秀清，則屢借“天父附體”，警告洪氏，《論語》、《中庸》并非“妖話”，“千古流傳之書不可毀棄”。④此種沖突，終于發(fā)展到楊秀清打了洪秀全的屁股，洪秀全砍了楊秀清的腦袋。

領(lǐng)導層不信“天國”，但“天國”仍是其誆騙民眾為其賣命的重要法寶。因太平軍新兵多系擄掠而來，楊秀清曾對親信明言：“吾亦知新收兄弟必心不服而生怨恨”，故要求對這些人加大洗腦教化，向他們灌輸：“天父天兄救人，生出各王，教導你們，眾兄弟姊妹好大福氣，將來享福無窮，……”

⑤當然，這樣的灌輸并不是很有效，畢竟天國領(lǐng)導層知識結(jié)構(gòu)相當?shù)投?，其洗腦教義技術(shù)含量有限，欺騙性不高。于是乎，“以術(shù)殺人”，便成了天國維系統(tǒng)治的主要手段。所謂“術(shù)”，簡言之，即操弄民眾的權(quán)謀手腕，

金田舉事，為斷百姓退路，“凡是拜過上帝之人房屋俱要放火燒之”；為防擄來之兵丁逃逸，首要之務，在嚴格控制士兵私財，甚至發(fā)展至在士兵臉上刺字“太平天國”，以斷其歸路。⑥此種裹挾之術(shù)，貫穿天國興滅之始終。其基本作戰(zhàn)模式，乃“掠百姓為下駟，當我精兵，以其精卒當我鄉(xiāng)勇，以其次卒當我羸弱”，⑦結(jié)果是百姓被清廷精兵所殺，而清廷之鄉(xiāng)勇與羸弱，則屢敗于太平軍之手。所謂“以術(shù)殺人”，此之謂也。

天國最先進的統(tǒng)治術(shù)，源自《商君書》之弱民篇：“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此種“弱民”理念，與《天朝田畝制度》所設計之理想國——每戶人家，除滿足基本生存所需的糧食外，余下一切產(chǎn)出，須全部收歸國庫——可謂一般無二。將民眾控制在貧窮線上，是中國最悠久的專制傳統(tǒng)。

所幸的是，天國此種統(tǒng)治術(shù)，僅在有限地域及軍隊中付諸實施。但即便如此，亦已足以使天國維系長達14年之久，終致數(shù)千萬人死于非命。道、術(shù)游戲之間，血跡斑斑。

注釋：

①《天朝田畝制度》，收錄于《中國近代史資料選編》(上)，遼寧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教研室1981，P54-58。②洪秀全：《百正歌》，收錄于《洪秀全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P10-11。③張漢：《鄂城紀事詩》，《太平天國資料》，P39。④《天父圣旨》，收錄于《太平天國(二)》，羅爾綱、王慶成/主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P322-327。⑤張漢：《鄂城紀事詩》，《太平天國資料》，P39。⑥黃輔辰：《戴經(jīng)堂日鈔》，《太平天國資料》，P58。⑦汪士鐸：《乙丙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