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國楨，字峙之、維周，1903年10月21日出生在湖北省建始縣原三里壩區(qū)的一個有名的鄉(xiāng)村——涼水埠（現(xiàn)為紅巖寺鎮(zhèn)管轄）。這里丘陵起伏，溪流交匯，四面環(huán)山，呈橢圓形盆地，從明末時就傳之為有名的富貴之鄉(xiāng)，被人稱為山區(qū)的鳳凰地。

吳國楨3歲時啟蒙于涼水埠吳家祠堂，很快將《三字經(jīng)》倒背如流。5歲隨父親吳經(jīng)明（清朝舉人，留學日本士官學校，國民政府陸軍中將）在北京府學胡同小學讀書。1914年，他就讀于南開中學，與周恩來、張道藩等同窗；南開畢業(yè)后考入清華，為辛酉級留美預備班學生，與羅隆基、聞一多、潘光旦等同學，且與他們一起參加了五四運動。1920年代清華畢業(yè)后，他負笈北美。在五年的留學生涯中，他先在依阿華州的格林內(nèi)爾大學學習，主修經(jīng)濟，兼修市政，獲得經(jīng)濟學碩士。1926年，吳國楨以論文《中國古代政治理論》通過答辯，獲得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系哲學博士學位后，起程回國。不久，吳國楨步入仕途，開始其將近三十年的宦海生涯。

歸國后，吳國楨曾應(yīng)張君勱之邀，到上海國立政治大學任教授。但不久，吳國楨即投身政治，加入國民黨。他先后任國民政府外交部江蘇交涉員公署秘書兼交際科科長、外交部第一司副司長、條約修改委員會委員，后到漢口，任湖北省煙酒稅務(wù)局局長、漢口市政府簡任參事、市土地局長、市財政局長，以及湖北省財政廳長、財政部西岸榷運局局長、全國財政專使等；1932年任蔣介石機要秘書，但三天后因飲食不適而請辭。萬聲揚于1932年10月辭去漢口市長一職后，吳國楨升任了漢口市長，直到1938年10月26日江城淪陷。在漢口，吳國楨主持修建中山公園、沿江大堤，籌劃建造市一男中和市一女中，翻修拓寬了十多條馬路，建設(shè)下水道工程，使市政建設(shè)有了很大起色。1939年，吳國楨出任重慶市長，為解決戰(zhàn)時首都的衣食住行問題竭盡心力。但在1941年，因為重慶大隧道慘案，吳作為主管官員難逃責任，受到革職留任的處分。接著他出任外交部政務(wù)次長。其時部長宋子文長期出訪在外，故多次由吳國楨代理部務(wù)。據(jù)說他與宋美齡有同窗之誼，人稱“夫人派”，在“蔣家天下”里，這后臺是極硬的，因而他的官運一直亨通。他隨蔣介石參加了著名的開羅會議。光復后接連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上海市市長。

1946年5月14日，蔣介石任命吳國楨為上海市長。吳國楨走馬滬上，面臨的是民怨沸騰、百業(yè)凋敝、學潮與工潮相激蕩的復雜局面。

既然獨掌一方，那么吳氏施政有多大的自由度呢？蔣介石是否給了他獨擋一面的足夠權(quán)力？吳國楨對此作了這樣的回答：“我非常幸運，我知道我的前任處境有所不同，但在我主政期內(nèi)，我是比較自由的。”不過，盡管吳國楨是蔣介石的親信，國民黨在滬的軍、警、憲、特等機關(guān)礙于蔣的指令和面子，要接受吳的節(jié)制，但這主要限于名義，實際上他們常常當面允諾，背后仍然自行其事。面對共產(chǎn)黨組織的示威和罷工，具有一定西方民主思想的吳國楨，要與那些動輒鎮(zhèn)壓的武夫莽漢達成同一步調(diào)，常常相當困難！在談到三青團的作用時，吳國楨承認：“我可以為三青團制定對付共產(chǎn)黨活動的方針，但我對該組織的本身缺乏控制力?！绷顓菄鴺E感到缺乏控制力的又豈止三青團一家，軍統(tǒng)、中統(tǒng)、市黨部乃至市警局等莫不如此。以至蔣介石曾特地“指派陳立夫到上海，作為這些組織的協(xié)調(diào)員來幫助我”。

限制吳國楨手腳的還有來自南京方面的壓力，由于彼此分屬不同的實體，利益和角度有異，京（中央）、滬（地方）間的分歧頻頻發(fā)生，有時甚至非常尖銳。1947年8月南京行政院頒布了在全國禁止營業(yè)性交際舞的法令，次年8月又宣布實行金圓券改革，對上述兩項政策，吳國楨結(jié)合滬市的實際情況，均表示強烈反對，但在重壓下又不得不違心地予以執(zhí)行。

應(yīng)該說，吳國楨不結(jié)黨營私，而且非常崇尚民主作風，辦事特別講求效率，令出必行。由于他強調(diào)法治，在上海市長任內(nèi)就有“民主先生”之稱。他個人能力極強，能為蔣獨擋一面。自然也有高傲的一面。吳國楨有著漂亮的儀態(tài)，流利的演說，講得一口很好的英語，十足一股洋派神氣，以及按時到辦公室，見了什么人都給以笑容，甚至和當時氣焰很盛的鬧學潮的學生，他遭到圍攻、推搡乃至挨打也仍保持市長的風度和氣度，并禁止軍警動用武力，這的確使當時但觀皮相的洋商和上海市民，仿佛都在想大上海何幸而得到如此一位現(xiàn)代化的民主市長。

吳國楨在國民黨接收上海中已看到了國民黨的腐敗現(xiàn)象?！坝捎谑孪炔⑽磳邮兆髦苊艿陌才牛瑳]有制定一個確保良好和有效管理的計劃，以致出現(xiàn)了狂亂的搶奪”，“政府所有的各種機構(gòu)均受權(quán)接收敵產(chǎn)，但卻沒有作集中監(jiān)督”。接收大員們“表現(xiàn)得就像是自己人民的征服者”，“正是由于他們的惡劣行徑，國民黨政府開始很快失去威望”。在吳國楨看來，抗戰(zhàn)勝利之初，蔣介石“太專注于共產(chǎn)黨問題了”，“蔣委員長的注意力幾乎完全集中在馬歇爾談判上，而且他正將其所有的精銳部隊派向華北的戰(zhàn)略地區(qū)，以便搶在共產(chǎn)黨的前面”，“公正地說，我想蔣介石并不完全清楚接收敵產(chǎn)中發(fā)生的事情，因為他被其他更迫切的問題困擾著”。那么蔣為什么對如此嚴重的腐敗知之甚少呢？“這正是由于我們政府的整個體制不好”，“以致在蔣的周圍僅是些唯唯諾諾的人”，“一個獨裁政府的問題就在于，沒有一個人，敢于對獨裁者直言這些事，除非他們有確鑿的證據(jù)，即使有，也仍然會猶豫不決，因為害怕可能因此樹敵。蔣是吃了自己獨裁的苦頭”。

國民黨的腐敗并沒有隨著劫收的結(jié)束而終止，而是愈演愈烈，以致最后不可收拾。吳國楨曾在口述回憶中提到，湯恩伯向他要薪餉，他同意了，但要求清點士兵。湯則將廟里的和尚事先穿上軍服，點名時答到。

吳國楨也曾屢次向蔣介石反映官員中的腐敗問題，但他總感覺蔣介石當面既未表現(xiàn)出嫉惡如仇的態(tài)度，事后也沒有采取切實的制止措施。時間長了，吳逐漸感悟到蔣容忍腐敗的隱秘心態(tài)：“他多半是以對他本人的忠誠與否，而不是按他們的能力來挑選指揮官，只要一個人對他忠誠，有點腐敗他也不在乎”，“他對下屬的腐敗是樂意的，因為一個人如果變得腐敗了，那么對他就更加唯命是從了”。